陈玮
《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 萨拉·波默罗伊 著 吕厚量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青豆书坊
“雅典没有女诗人。”美国历史学家萨拉·波默罗伊在其1975年出版的代表作《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以下简称《女神》）中这样写道，“在那个男性为古典时代的希腊创作了最多文学艺术作品的城邦里，社会环境并未孕育出任何一位女艺术家。”
这句话或许会触动很多热爱古典文化的现代人，比如我。我常常在沉浸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同时忍不住设想，同一时期的希腊女性都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古代世界从未出现一位女哲学家？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哲学讨论和政治演说的现场，为什么很少出现女性的身影？对于这些问题，同为女性的波默罗伊在她的著作中给出了答案：那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图景主要是由男性构造和书写的，在这个世界中，关于另一个性别的一切或者遭到扭曲、忽略和变形，或者干脆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隐入黑暗，因为她们的生命、情感、欢乐与悲伤都被认为不值得书写和记录。也正因如此，我们所怀想和遥望的那个人类文明的黄金年代，其实并不完整也不真实。
那么，真实完整的古代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好奇与追究主导了《女神》这本书的写作。荷马史诗对女性没有敌意，但这能否反映青铜时代希腊社会对女性的总体态度？雅典女性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被迫待在阴暗肮脏的家中幽居，很少有机会进入公共场所并接受系统的教育？罗马女性即使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是否依然无法摆脱生育时极高的死亡风险？波默罗伊在书中细致追究的，都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问题。而遗憾的是，她当时所能借助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在该书中，波默罗伊多次感慨，关于古代世界女性生活的史料记载过于零碎、稀少甚至相互矛盾，以至于我们无法像谈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苏格拉底那样，充分、生动而确定地谈论任何一位希腊化时代之前的古代女性。
实际上，今天我们强调对古代女性世界的研究，呼吁要重新看见女性，并非仅仅是为了看见那个本不应该却一直遭到无视的性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对历史的认知缺少了这个部分，那会严重影响甚至妨害我们对整个古代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女神》中有很多地方向我们展示了引入性别视角的重要性。比如，在追溯雅典女性生活受限的根源时，波默罗伊提到了立法家梭伦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做法——梭伦虽然几乎废除了所有形式的奴隶贸易和儿童买卖，却独独留下一条：男性监护人有权卖掉已失贞的未婚女子。不仅如此，梭伦虽然主张释放所有因欠债而被迫为奴的雅典公民，却设立了由女奴提供服务的城邦妓院，以此吸引异邦人来雅典做生意。此外，他还“对女性公民的抛头露面、参加宴会、哀悼死者、结婚嫁妆与日常饮食都做出了规定”。总之，“在整个古典时代，梭伦的法律始终对雅典妇女的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且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影响严重限制甚至伤害了女性的生命质量与发展可能。
但是，波默罗伊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审判或发动性别论战。相反，她提醒我们这些现代读者，不要急着愤怒，也不要轻易给梭伦贴上“厌女”的标签。作为历史学家，波默罗伊的目标在于寻找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尽可能合理的解释，而她对梭伦改革提出的解释是：“这些规定乍看上去具有迫害女性的色彩，实际上是为了消弭男性之间的纷争，巩固新生的民主制。”由于男性之间的竞争和纠纷常常因女性而起，因此，梭伦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尽量让女性“从男性的视线中消失，从而限制她们的影响力”。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地降低了男性纠纷的发生率？我们很难确定。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梭伦的方案直接影响了雅典女性的生活方式，令她们在古代文明最鼎盛的时代里，从历史舞台上集体退场。
今年正值《女神》一书出版50周年，该书的中文版也首次面世。波默罗伊的解释思路是否恰当，当然也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正是她的这种提问和分析的方式令以下进步成为可能：我们终于可以基于自己的时代、视角与关切，恰当地向历史提出问题，更深入地认识并理解事实与人性，而不是匆忙地根据现代主流价值观为古人分发标签、盖棺论定。事实上，该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面对历史上的种种失衡与不公，提出了很多有趣也很有价值的问题，比如：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为什么顶着古代最著名的“厌女者”称号，却在作品中塑造了那么多生动精彩的女性人物？比如：为什么古代人将女神塑造得与男性神祇一样强大，而凡人社会的女性地位却如此低下？还有的问题则十分复杂，比如：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妓女比良家妇女拥有更大的自由、更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为什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只有“一些妓女尝试像良家妇女一样生活，却从未听说过女性公民想当妓女”？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世界时所能找到的思想抓手，借由它们，我们或许能够摆脱那幅表面金光灿烂、实则残缺扭曲的历史幻象，不断接近一个或许更加混乱、复杂、矛盾甚至残酷的古代世界。
（作者为高校教师、古代哲学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