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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上海的影像现场分外热闹。
7月，“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影展和摄影师黄伟国的“上海2016—2026高空十年记录摄影展”相继启幕；8月，上海田子坊艺术中心推出“都市切片：镜映时代·艺述山河”摄影展……此前，5月至6月，玛格南摄影师马克·鲍尔的回顾展“万籁此俱寂”在X-SPACE富士胶片影像空间·上海展出后，亦引发热议。而法国艺术家苏文的回顾展“北京银矿：档案合辑”目前仍在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进行中，展期持续至十月。
在这一波热度中，纪实摄影似乎正在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
最近在书店翻到一本影集，本来只是随手拿起来看看，却不知不觉翻了很久。有意思的是，身旁不时还有其他读者停下来专注地翻看。
这是今年4月出版的《021崔益军胶片摄影作品集》。这本影册近期获得了不少媒体报道，也举办了新书分享活动。崔益军曾是媒体摄影记者，空余时间扛着相机走遍了上海的弄堂。“画册中的每一张照片，都像从弄堂生活的河流里自然舀起的一瓢水”。黑白胶片没有时下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滤色，也没有刻意营造的“电影感”，却有一种很难替代的生活质感。
2月出版的《永恒的摩登》，由荷兰摄影师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于1990年至1993年的上海。那是一个城市剧烈转型的年代：东方明珠正破土而出，浦西的早期商业办公楼在密集低矮的石库门与棚户区中鹤立鸡群。新旧交织的画面中，人们用日常“亲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摩登”。这批照片后来还成为电视剧《繁花》筹备期间的重要历史影像资料。
同期，顾铮策展的《上海·摄影之都1910s—2020s》图录举行了新书分享会。此前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同名展览，汇集了35位长期生活于上海的摄影师和艺术家、268件作品以及80余件相关文献和展品，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梳理“上海”与“摄影”的关系。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人们已经习惯了滤镜、美颜和AI生成的“更好看”的世界，为什么反而开始想看“真的照片”？
如今，一部手机就足以完成从拍摄到修图的全部流程。拍照也越来越不只是为了记录，而且是为了展示——天空应该更蓝，夕阳应该更红，人物皮肤必须光滑，路人最好能够一键消失……旅行必须“出片”，餐厅必须“出片”。照片所呈现的，未必是眼前确实发生的，而是一个更适合被观看、被点赞、被分享的世界。
滤镜之下，网红打卡点的饱和度被拔高到虚妄的程度，人物皮肤被算法平滑得失去纹理，生活场景被精心摆拍成一套套标准化、同质化的“视觉样板间”。这种由算法和修图软件制造的“超现实”，固然带来了暂时的审美悦目，但长期沉溺其中，给人们带来的却是视觉疲劳，以及与现实脱节的虚无感。
于是，纪实摄影的“不完美”再度显出了价值。
光线可能并不理想，画面可能有些倾斜，颗粒粗粝，人物没有准备好，街道也不够整洁，但那些无法被软件修掉的细节，恰恰构成了生活本来的质地。打工者脸上的汗，旧式卧室里的杂物，阴天里并不明艳的巷弄——它们并不符合今天意义上的出片标准，却因此更接近生活。
如果说算法修饰的原意只是对现实的美化，那么人工智能（AI）技术的爆发，则彻底动摇了摄影作为现实记录的基础。
过去，人们对照片有天然的信任度，是因为默认其对应着某个真切发生过的瞬间。摄影师在那里，人物在那里，光线在那里，快门只是把那个瞬间固定下来。但当AI可以凭空生成一条从未存在过的街道、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甚至可以完美伪造出20世纪90年代上海街头的光影时，摄影与现实的关系，亦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永恒的摩登》之所以能够在三十多年后依然吸引上海观众，正因其提供了这样的答案。凡德·休斯特当年拍下的，只是他眼中的上海日常。可假以时日，那些街头广告、服装、建筑和人物姿态——一个人的发型，一辆自行车停放的位置，一块已经消失的广告牌，一家商店的门脸——这一切没有进入宏大城市史的细节，却构成了一个时代最具体的生活史。
崔益军的弄堂照片同样如此。午后倚门打盹的老人、追逐嬉闹的孩子、邻里间的闲话家常、竹竿上交错晾晒的衣服，灶披间里的闹猛……在彼时，没人知道多年以后，弄堂会消失，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市井烟火会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城市更新可以很快，一栋房子、一条街道，几年间就可能面目全非。但照片留下的，不只是景观或肖像，更是特定地点、人物与生活状态共同构成的现场。所以，人们想要看见的，并不纯粹是艺术作品，而是这些影像所携带的那种无法复制的时间证据。
崔益军说，胶片“并非让人一味沉湎于怀旧，而是一道温柔的光，照着我们来时的路”。这句话道出了纪实摄影在当下的核心价值：它不是要我们退回过去，而是要我们在加速奔跑的现世，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我们不会拒绝滤镜，也不可能拒绝AI，但当屏幕越来越擅长制造平滑幻象，人们却日渐意识到：许多被修掉的，反倒是现实留下的指纹。我们需要这样的照片——它们不负责让现实变得漂亮，只负责记录它曾经的样子。这也许就是人们重新寻找没有滤镜的世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