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孙 慧

　　李廷安（1898-1948年），字广文，广东中山人。1929年，李廷安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卫生部医疗防疫总队队长、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博济医院院长。除了公共卫生工作外，李廷安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有重要贡献。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加快，李廷安深感民族危机的加深。于是，他以医学专长为武器，辗转于上海、西南后方、广州等地，在医疗救护、士兵营养保障、医疗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疗救护工作的组织与推动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在闸北突然发起军事攻击，驻闸北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爆发。1932年10月，李廷安就任上海卫生局局长，他深感外患日趋严重，在加强后方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对前线开展救护工作。

　　任职期间，李廷安致力于恢复“一·二八”事变破坏的淞沪卫生区，新建一系列医院卫生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鉴于中国公立医院各种医疗设施毁于一旦：“焚毁房屋二十余幢、所有生财药料以及账簿文卷图记暨各职员衣物行李等物、只因祸起仓促，均未及携带，尽付一炬”。1933年12月，上海市卫生局接收中国公立医院，改名为市立传染病医院，在原有院舍基础上进行扩建，其医疗工作一直持续至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同时，李廷安认识到战地卫生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令上海市卫生局第一科编制《战地卫生学》，在公务之余也参与编纂，他筹集资金出版该书，希望“送赠各地军队，庶几各军队于作战时或驻守时对卫生一项有以借镜”。

　　李廷安积极投入战地救护与社会救济工作。1933年1月19日，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成立救护委员会，李廷安任委员并参与医师登记工作。同年5月，他又参与中华慈幼协会战地儿童特委会的组织工作，推动救援力量北上。1936年11月18日，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成立，李廷安出席，议决“绥远方面之救护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廷安更频繁投身应急救护与难民救济：1937年7月至8月，他先后参与改组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出席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委员会议，制定救济大纲与防护训练计划。同年10月，他出任非常时期难民委员会常委，组织难民收容与救济工作。

　　上海沦陷后李廷安抵达广州，被国际联盟聘为驻中国华南地区防疫专员，同时被卫生署任命为医疗防疫总队队长。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李廷安任职机构迁往重庆，部署全国性防疫工作。在李廷安的主导与统筹下，医疗防疫总队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全国防疫体系：他将工作区域划分十数路线，各设大队长指挥监督；除防疫医院外，增设卫生工程队与细菌实验队；分设材料库、运输队，便于材料供给运输；增加专业医护人员，重视一般难民的医防工作。在此领导架构下，卫生署医疗防疫队广泛参与前线与后方的传染病防治。例如，1941年福建建瓯、建阳、邵武及湖南常德、桃源等地发生鼠疫时，由第二大队派队前往防治；1944年江西黎川、浙江永嘉、福建闽侯发现鼠疫时，由第四大队派队扑灭。

　　李廷安配合卫生署的抗战救护工作，协调各地自愿投效的医师，建立救护登记制度，为前线输送了大量医护力量；制定紧急救护办法、防护训练办法，筹设伤兵医院；任职防疫总队队长，指导战时防疫工作。

　　士兵膳食改良与营养保障

　　1939年秋，李廷安以两个连队共254名士兵为实验对象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其中“患干眼病与有夜盲历史者合计占总人数13.2%，足见食料中甲种维生素之缺乏；血色素在80%以下者占总人数32.4%，可知患贫血者之多；又一般士兵体重过轻；上各点，足以证明士兵之营养不良”。再加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食米奇昂，菜价高涨，士兵给养，极为困难。影响所及，陷于营养不良者，比比皆是”的情形，李廷安担任中国军队营养改进研究会主任，致力于士兵营养研究。

　　李廷安参照国联营养标准，针对中国士兵的体能需求，制定了一套科学定量的营养摄入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士兵每日营养的整体摄入量与微量元素指标，确立了以每日热量3400卡路里为核心，包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等矿物质在内的摄入基准，特别强调了维生素的足量供给，为战时军队的膳食保障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现这一营养目标，李廷安进一步将理论指标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配给清单，精确计算粗粮、油脂、豆类及副食的每日摄入量。

　　根据1941年李廷安调查得知，我国士兵每人每日摄取营养尚未达标。“为增进士兵体魄与战斗力，改善士兵之营养以期达到上述最低标准实不容缓。”针对军队缺少具备营养知识的专业人员、食品地域差异以及补给物资需长期储存的现实条件，李廷安制作特种干饼，将动物的肉及内脏等烤干并磨成粉，掺以米糠、蛋白、蛋黄、植物油、骨粉及食盐，再压制成坚硬的干饼，烤熟后以蜡纸及麻袋包装，有“体积极小但具有极丰富之营养素，且易于运输，便于携带”的优点。通过对250余名士兵数月的实验，“证明该队士兵因有充足之营养，其体重、耐力及一般健康状况皆有显著进步”，因此，李廷安认为“充足营养品之供给，实不亚于其他军需品”。

　　李廷安对士兵膳食营养的研究，有利于通过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切实提升战时军队的膳食保障与战斗力，促进近代中国军事后勤的科学化建设。

　　医疗设施建设及人才培养

　　1939年到重庆后，李廷安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和教授。1941年，李廷安受卫生署邀请，创办中央卫生实验院并担任院长。卫生实验院掌管卫生技术研究与检验鉴定等事项，分设流行病预防实验所、营养实验所、医事组织组、实验医理组、化学药物组、卫生工程组、妇婴卫生组、卫生教导组、护理组、卫生资料组等科室；李廷安依托中央卫生实验院和各地卫生事务所等机构，开展短期卫生医疗培训课程，设置“公共卫生医师进修班、公共卫生护士班、卫生工程班、药师进修班及卫生工程员班”等；挑选“卫生行政、流行病、细菌、免疫、寄生虫、医学、昆虫、药理、营养卫生、工程卫生、教导妇婴卫生、公共卫生、护理等”方向的卫生技术人员进行科研研习，成绩优异者酌给奖学金，完成研习后，研习人员须返回保送机关或卫生署指定的机关服务，促进战时医学发展。中央卫生实验院步入正轨后，李廷安旋即辞职，于1943年转任四川华西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担任院长期间，李廷安大力发展扩建附属医院，使之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医院之一。

　　李廷安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注重教授医德与爱国情怀。在教授学生医学史时，他讲到古代医家皆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勉励学生端正学医态度；他强调古医文讲“上医治未病”，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预防大过治疗。李廷安也曾多次发表演讲，1938年李廷安应广西军医学校校长王士成的邀请，发表《在抗战时期医药同人的使命》的讲座，他指出医界“应当负担战时救护的工作，使伤兵早复健康，而增加抗战力量”，鼓励学生努力求学，“学问要经过用功和训练才能得到”。1943年5月1日，中央大学医学院主办医学讲演，李廷安受邀发表《中国医学之趋势》，他将外国医学发展经过进行说明，谈中国医学发展可分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且三个时期依次演进；他强调“中国医学有其存在价值，吾人应采取欧美医学之长，以融合而成科学化的中国医学”，这是对当时“废止中医”思潮的理性矫正。

　　抗战胜利后，李廷安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他更想返回故里，服务桑梓，遂以患病为由辞职。李廷安回到广州后，致力于发展家乡的医药卫生事业。他身兼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岭南大学孙逸仙纪念医学院院长、博济医院院长。李廷安写有多部公共卫生学教材与专著：《中国农村卫生问题》《国力与健康》《中外医学史概论》，另有《公共卫生学》一书长达百万字，其病笃时仍坚持完成，病逝后未及出版，家属于1950年将该著作送中南区卫生部保存研究。

　　李廷安在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实践，为当时的抗战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