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七十六载岁月 难忘照亮黎明的人

十二桥烈士墓诸位烈士的墓碑静静伫立在松柏间。

与十二桥烈士墓相对而立的“缅怀”纪念雕塑。

□明戈 梦溪/文 □梦溪/图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加大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力度，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推动廉洁文化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清廉蓉城建设的部署要求，不断擦亮公园城市“濯缨锦江、清流万里”的清朗底色，本报联合成都市纪委监委，持续推出“天下成都·濯锦”廉洁文化副刊，立足成都本土，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廉洁基因，力求以文化人、以廉润心。今日推出第二十五期。

在成都文化公园的苍松翠柏间，三十六座墓碑静默伫立，它们共同指向了一段血色黎明——1949年12月，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保密局成都站奉局长毛人凤之命，将关押在牢房中的杨伯恺、王干青、毛英才等35名革命志士秘密处决——32人倒在十二桥，另有3人被害于不远的抚琴台。加上在重庆白公馆遇难的烈士周从化，这36人在成都解放后被统一安葬，共称为成都十二桥烈士。

36位烈士绘就了一幅壮丽的革命画卷，他们中有20世纪20年代就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杨伯恺，有从同盟会成员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王干青，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于渊将军，有领导学生运动的刘骏达，还有年仅24岁的女大学生毛英才……从20岁出头的年轻人到年近花甲的长者，从贫寒农家之子到家境富裕的千金，从学界精英到军中将领，不同身份的一群人共同选择了一条为信仰献出生命的道路。

76年时光如梭，这片曾被热血浸润的土地，如今已成为成都红色文化的地标之一——十二桥烈士墓，无声讲述着那段被鲜血染红的历史，并持续散发着革命先烈的信仰之光，为后人照亮前行之路。

【 杨伯恺 】

——在追寻真理、投身革命，直至壮烈牺牲的生命历程中，他淬炼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1894年，杨伯恺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在中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受新文化运动启发，于1919年怀揣着救国热忱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遥远的欧洲，杨伯恺不仅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更在同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共产主义者的交往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1923年，杨伯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回国投身革命洪流后，杨伯恺在1925年协助吴玉章创办重庆“中法大学”，任教务长，负责校务与经费管理。这期间，他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从不乱花一分钱，将资源全部用于培养革命人才和传播真理，使学校成为孕育出任白戈、范长江等大批革命骨干的摇篮；在大革命失败后，斗争环境变得险恶，但杨伯恺无所畏惧，坚守在党的文化战线上，在上海创办了辛垦书店并主编《二十世纪》杂志，为传播革命火种竭尽全力；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他还以《华西日报》主笔的身份，撰写了数百篇战斗檄文，文章鞭辟入里、鼓舞人心，颇受赞许。

1947年杨伯恺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与高官厚禄的诱惑，他展现了革命者的气节与忠诚——肉体可摧，意志不可夺；生命可舍，原则不可易。当特务以死亡进行威胁时，他慨然以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来回应。他的一片赤胆“丹心”，正是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最终，在被关押2年多后，杨伯恺在成都解放前夕英勇就义。

回顾杨伯恺的一生，他用忠诚写下注脚，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他的生命之火虽在十二桥的黎明前熄灭，但他用信仰与廉洁铸就的精神火炬，依然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熠熠生辉。

【 王干青 】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坚定共产主义战士，在人生坐标转变中践行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与为民初心。

王干青是四川绵竹人，生于1890年，于1908年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彼时，这所学堂是川中革命人士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王干青在这里读到了大量革命进步书刊，如邹容的《革命军》、吴玉章主办的《新四川》、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在思想上接受了革命理念后，他决定参加同盟会。

很快，王干青开始了自己的仕途。1914年，年仅24岁的他就被委任为古蔺县知事，1919年当选为当时的四川省议会议员，又兼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的总部秘书。这期间，看似前景光明的王干青却看尽了旧官场的种种弊端，他没有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朴素作风与特权生活自觉疏离。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王干青在时任川西特委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张秀熟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抉择标志着其人生坐标的转变，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坚定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涅槃。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王干青以满腔热忱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先后参与领导和组织了1928年的绵竹农民暴动和1930年的广汉兵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干青又担任川康绥靖公署顾问一职。借助这一特殊身份，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取得军阀刘湘的信任后，王干青代表其前往延安进行联络，并向中共中央以及毛主席汇报在成都的工作情况，转达刘湘及其部队出川抗战的决心。自延安回到四川后，王干青积极为延安输送新鲜血液，先后推送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深造学习。

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王干青始终秉持着为民初心。1940年，他受四川赈济会负责人尹仲锡之聘，在绵竹县城南创办省立第一儿童教养院。当时，儿童教养院经费紧张，王干青就在城郊租田60亩，开始半耕半读、养猪种菜，实现自给自足。1942年，又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之聘，管理培根火柴厂。

1949年，王干青不幸被捕，面对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直至这年12月7日牺牲于十二桥。王干青的人生选择，时至今日依旧闪耀着光芒，昭示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 毛英才 】

——人生本可选择一条坦途，她却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以二十四岁的芳华，谱写了“向死而生”的生命绝唱。

在四川大学郁郁葱葱的校园里，静立着一方特殊的纪念碑。每当学子驻足，目光掠过碑上“毛英才”这个名字时，总能回想起70多年前那段血色历史——十二桥36位英烈中唯一的女性以及最年轻的一位，她就是出身优渥的毛英才。

1925年，毛英才出生于四川省夹江县一个经营纸业的富裕家庭中。个性刚烈、追求进步的她却面临旧时代家庭的束缚——父母欲将她许配给当地一大地主家的少爷。对此，毛英才毅然决定反抗命运，于1945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哲学系，踏上了进入高等学府的求学之路。大学成为她思想启蒙的殿堂，她加入了“协辉团契”“哲史团契”等进步社团，投身于爱国运动。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下，毛英才成长为有理想的进步青年，并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积极组织和参与“民协”，在传播革命真理的事业中贡献力量。后来，她还参与了国统区青年学生为反饥饿、反迫害，争取政府供给平价米的“四九”运动，展现了青年革命者的勇气与决心。

命运的转折源于一次意外。1949年，毛英才不慎将装有代表中共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书夹遗失在裁缝店，因被检举而身陷囹圄。狱中，她结识了杨伯恺、王干青、于渊、王伯高等“狱中四老”，革命前辈的指引与鼓励，成为她黑暗中坚实的精神堡垒。当特务以“写悔过书即可释放”为条件诱惑时，她坚决拒绝；当敌人暗示其父可用“十二两黄金”赎她出狱时，她更连声呵斥，生死考验让她的信仰淬炼得更加坚定。1949年12月7日，年仅24岁的毛英才最终牺牲在十二桥。

或许有人会问：一个富家女子，为何放弃生路，选择死亡？今天，校园中的纪念碑无声伫立，仿佛是毛英才用她短暂而璀璨的一生作出的铿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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