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故宫博物院百年纪念系列活动成为文化盛事。一百年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紫禁城，在时代浪潮中完成了从帝王宫殿到人民博物馆的蜕变。1987年，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民族记忆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王旭东，故宫博物院第七任院长，站在了故宫博物院跨入第二个百年的历史坐标上。

记者：在你心里会有新100年的蓝图吗？

王旭东：我们必须要看未来10年、20年。我在敦煌工作的时候，我的前任樊锦诗先生，那时候她老是说，我们看问题，要看到20年。我们就不理解，20年以后我们在哪里。现在真是深刻体会到，你如果不看10年20年以后的事，你眼前的事是做不好的，一定会急功近利，一定会在自己的任内要干出一点成绩来。要打基础，稳步前行。

记者：可是现在年轻人希望能够更多地和故宫文化交流，这本身会不会形成一点矛盾？

王旭东：作为一个保护机构的从业者，我们不仅仅要为历史负责，对今天负责，还得对未来负责。所有的故宫人都是文物保护者，甚至包括这些走进故宫的观众，我们都应该是保护者。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一家人，都成了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记者：大家来故宫博物院之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你希望他们在心里留下什么？

王旭东：希望他们离开故宫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走进了一个曾经的皇宫，是经历了文化的洗礼，他找到了触动内心的那么一丁点、那样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颜色，或者是一个营造，或者是一个秩序。它为什么会保留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他至少有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淡忘了，但是那种潜移默化的东西保留下来，不可能消失。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历经六百零五载春秋，故宫巍然屹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血脉。而今，守护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博物院，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开启下一个百年征程。

王旭东：我们主动提出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这是中国主动提出的。

记者：我们主动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王旭东：申请国际标准化组织，实际上也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一个举措。但是这个标准化组织，一定不是要抢占这个制高点，我们是需要分享，因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分享，互相尊重，共同保护人类文明的载体。2022年提出了太和学者计划，让国际学者能在故宫博物院做比较长时间的研究，而不是来考察一两天就走了。我们的学者也要走出去，人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慢慢的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定力。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在古老的紫禁城墙内，故宫博物院创办“太和论坛”、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的国际交流，跨越山海，抵达远方。

王旭东：数字敦煌的雏形，是濒危珍贵文物的存储与再现，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变成了数字敦煌。现在数字故宫承载着两个使命，一个是保存信息，第二要为传播奠定坚实基础。庞大的数字资源库，不同的学者可以用它，公众可以用它，转化的工作者通过它转化成不同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只此青绿》《猫神在故宫》《甪端》等。

记者：数字化的产品也变得越来越多。

王旭东：越来越丰富。因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真是日新月异。

记者：故宫会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只要是创新的东西都接纳吗？

王旭东：不是的。我们不能把它变成娱乐化。我们突出的不是那个技术，要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有更好的表达，把故宫承载的文化核心东西，展示出来，不是为技术而技术。

记者：这其实需要挺强的定力。

王旭东：这个领域是要定力的，一定是慢工出细活。

数字故宫，正在成为新的文化符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王旭东曾在戈壁沙漠中守护敦煌莫高窟长达28年。从莫高窟到故宫，对他而言，数字化为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手段。

苏怡，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主任，在她看来，他们的工作更像是“转译”——把厚重的历史、珍贵的文物与专业的研究成果，通过数字技术，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记者：这当时是怎么想的，让它以这种方式出来？

苏怡：故宫数字团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比如大家很喜欢盲盒，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有趣的、生动的玩法，给它引入进来？年轻人就会脑洞大开，大家讨论说可不可以把它融合起来，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发现文物。

如今，数字化方式成为保护与传承的新方式，目前，故宫已有超过100万件（套）文物与古建筑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其中10万余件文物高清影像通过“数字文物库”向公众开放。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故宫还推出了九大应用场景，以“数字故宫”赋能实体博物院此次百年大展上，“遇见你的故宫色”裸眼3D数字展项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记者：您现在正在做的是哪一步工序？

闵俊嵘：现在我在给它刮一遍比较细的鹿角霜灰胎，能保护木胎、琴胎的胎体，另外就是要过滤它的声音，让它声音更沉静、更好听。

记者：工艺材料，包括还要考虑振动发声。你已经做了多长时间了这把琴？

闵俊嵘：做了有半年了，现在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前边的工作，比如木胎的材料结构处理，也花了很长时间。

屈峰：我们选的木头都是老木头，新木头它早都裂了，也是上百年的木头。

记者：我以为就是做一个长得差不多的，像那么个样就可以了。

屈峰：工艺和材料都要最大化接近它。

在文保修复部，工作不仅包括对文物的“修”，也包含“复”，即文物复制，漆器修复组的闵俊嵘正在复制的，是晚唐古琴“飞泉琴”。

与以往“大修”不同，养心殿修缮工程更强调“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和“全过程记录”，修复不强求“焕然一新”，而是以排除安全隐患为主，保留岁月赋予的真实质感。

记者：我们会觉得都把它补全了，让它漂漂亮亮的，好像才是真正的修复。

徐建华：那个叫社会修复。社修叫社会修复。我们是博物馆。

屈峰：不能这么干。虽然我们有很多技术，比如一张画上那个印章，可能已经磨得找不着了，但是我们可以用高光谱、多光谱一拍，我们能拍出那个印章以前是啥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去再补了。我们可以把拍摄的照片保存下来，告诉你过去这块印章是啥样的。

记者：它真实的真迹是这样的。

徐建华：对。所以说，技术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我们在保护原件的情况下，用了新技术。这是老化的绢，就用这种绢来补。

屈峰：原件是老绢，补了新绢，应力不均匀，容易把原件再拉伤。所以得把它做得老化以后，让应力跟它平衡，就不会再拉伤。

今年74岁的徐建华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装裱修复技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曾参与修复《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等国宝级书画作品，目前正负责修复养心殿文物“江山万代”匾。

故宫博物院西侧，一排朴素的中式平房，这里就是被称作“文物医院”的文保修复部。

记者：是不是抢救性修复？

屈峰：有一部分是。比如当年摆在正殿里头，非常重要的屏风宝座，长时间以后，它的很多木头开裂了，就会变形，这些我们都要给它重新修复好，包括它后面的一些漆皮，已经开始起翘了，我们要把它软化再回粘回去。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修复不是修修补补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修复有个最重要的点，叫最大地尊重历史。文物本来的样子，不能做任何多余的添加。在外边，漆皮开裂了，把它去掉重做。但我们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把漆皮还给它贴回去，让它还是它自己，不能过多干预它，所以文物修复有个原则叫最小干预。

屈峰：这些门、窗都是被修过的，而且都是保养过的，不然不会是这个样子。

记者：十年之前这是什么样的，那些文物是什么样的？

屈峰：养心殿的展览实际是在60年代布的，中途只是做了一些微调，到2015年要修养心殿的时候，这期间整个养心殿的文物是没有动过的，所以很多文物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家具类文物，它的胶已经开始老化。很多文物落灰都很严重，尤其一些丝织品，就更脆弱了，纸本的很脆弱。说是修10年，实际上真的是每天都有养心殿的，当然这中间还穿插着别的修复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这门、窗户上这些贴落，你知道有多少件吗？你很难想象，600多件。

屈峰：有些很脆弱，没法回去了，要做复制品，没修好怎么做复制品？所以我们都是先修好，然后才能再做复制品，这个工作量很大。

养心殿修缮过程中，有450多件文物由屈峰所在的文保修复部负责修复。

养心殿正式修缮前，里面的1890件文物被一件件撤陈。2018年9月，“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修缮开工仪式”在养心门前举行。修缮内容包括遵义门内的养心殿、工字廊、后殿、梅坞等13座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的琉璃门、木照壁等。

养心殿的东暖阁曾是慈禧垂帘听政的场所。室内以落地罩、碧纱橱等木装修分隔空间，墙上悬挂书画。养心殿的西暖阁是皇帝相对私人的办公场所。批阅奏折、私底下与大臣密谈都在这里。西暖阁旁还有个小套间，是著名的三希堂，其名来源于乾隆皇帝珍藏于此的三件东晋书法名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里也被誉为乾隆的书房。

养心殿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西面，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前殿和后殿组成。正殿中间是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

2015年12月，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主任屈峰当时在木器组，参与了养心殿的修缮工作。

王旭东：第一位的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记者：可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王旭东：非常庞大，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也不是几年完成的，不是一代人完成的。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等到若干年以后，它的价值就挖掘出来了，它代表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人类向前走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是抢救，因为欠账太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有一些机构的保护，已经进入到预防性保护为主的阶段。

记者：预防性就是它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防止它出现问题。

王旭东：实际上这是投入最小的，干预是最少的。就跟人做手术一样，有些早期我们要开一个很大的口子，现在是微创了。过去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没办法支撑、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保护它。今天我们发展到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再不去保护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历史的遗迹、文物，可能会让我们的子孙严厉批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敬畏之心。敬畏历史，还要敬畏未来。

百年积淀，通过融合现代检测技术与传统修复方法，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王旭东上任后，进一步推动成立了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向国内外同行开放实验室，分享文物检测和修护经验。

记者：当大家心中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定位树立下来之后，故宫人的使命会发生什么变化？

王旭东：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那种糟粕，因为文化是有糟粕的，我们不能让那些沉渣泛起。我们必须把优秀的那些基因挖掘出来，跟今天的时代结合，这是我们的使命。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我们提出了四个故宫的建设，就是100年的经验中形成的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我们始终把故宫的平安放在第一位，就是保护。用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让故宫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这些馆藏文物，包括它的文化和精神延续下去。

自故宫博物院成立，“守护”始终贯穿其中。1925年建院之初，故宫人面对的是宫殿年久失修、院落蓬蒿满地。博物馆的事业，起步维艰。第一批守护者从点查宫内文物入手，如今，195万件（套）文物，与故宫古建筑群一起，共同构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宝库。站在新起点上，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新的发展定位：要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南迁文物分三次回归。这场历时二十余载，行程数万里的“国宝长征”至此结束，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徐婉玲：这一件是青花婴戏图盖罐，它原来是存放在养心殿的文物，抗日战争时期，它南迁了，先从北平迁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南京。

徐婉玲：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以后，那个时候想去的是陪都重庆，但是12月是冬季，枯水季，长江的大船上不了重庆，所以当时找了宜宾作为中转。没想到1939年春天，日军要对重庆发起五月攻势。那个时候马衡院长在重庆坐镇，当时重庆已经受到5月3日、5月4日的轰炸，只要天晴必有空袭。所以他曾有一封信，写于1939年的9月11日，离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宜宾，还有两天的时间。马衡院长很担心，怕飞机飞到宜宾去。怎么办？沿江的大仓库里还有几批文物没有运出，他在那一天给那志良先生写了信，说自己坐立不安、万箭穿心。而且当天重庆有空袭警报发生，拉了20分钟。所以他在抗战胜利两周年纪念日说，最终文物没有受到敌机的轰炸这一奇迹，简直没法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1933年2月，侵华日军步步紧逼，山海关沦陷后，为防日寇劫毁，故宫1.3万余箱文物精品，从北平迁存上海、南京，后在纷飞战火中，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徐婉玲长期从事故宫博物院史与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曾经担任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

记者：为什么要用特别的方式，让大家记住南迁的意义和价值？

王旭东：当时社会有激烈的争论。故宫人首先提出肯定要南迁，要迁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还有一部分公众不赞同，为啥不赞同？文物走了，老百姓还在，政府是不是不管老百姓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但是最终还是决定要走，要保留住文脉，它至少是承载文脉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了不起。但是把决定变成行动非常难。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和文化的传承，也体现了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的一种精神。

在故宫人心目中，百年大展不只是一场阵容空前的文物盛会，更是一次对“守护”精神的集体致敬。与午门遥相对望，故宫神武门展厅内，“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正在举行，主旨是铭记故宫文物经历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伟大迁徙。

徐婉玲：这一件普通观众去看，以为就是一个板，没有艺术感，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载体，乾隆内府舆图铜版。

记者：做什么用的？

徐婉玲：它是一幅疆域图刻印的铜板，乾隆在整个疆域统一之后，在清康熙的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制成了乾隆内府舆图，然后又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负责把这幅内府舆图印制成铜版。它总数104块，我们称之为104方，都是完整保存的。这104方摆好就是一个完整的疆域图。像这样的铜版，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可以说是我们曾经疆域辽阔的实物证据。

徐婉玲：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时候，《五牛图》就从中南海散逸出去了。到了1950年代，它再次出现在香港，有消息传来，收藏的藏家想以10万港币起拍，拍卖这件稀世名作。

记者：10万港币，到今天换算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徐婉玲：没错，那个时候国家通过专家先去鉴定真伪，再通过行业、社会人士，跟这个藏家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藏家答应以6万港币让国家收回。

百年大展意义重大，策展团队对每一件展品的提选都慎之又慎。

百年守护展分为“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单元。200件（套）珍贵文物文献里，包括难得一见的《清明上河图》《伯远帖》《上阳台帖》《五牛图》等等。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被称为“十大名画”之一。作为研究者，徐婉玲更关注的，是这件稀世名作存藏流转的动人历程。

百年守护大展的筹备历时2年多，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是这次“百年守护”大展的策展人。

记者：来看百年守护展的人们，都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徐婉玲：我想他们肯定也跟我们一样，一个想看到很多心目中的文物，再一个肯定想要了解故宫博物院，这100年的历史。

故宫午门城楼上，“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正在面向公众开放。开展以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验证着故宫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而“守护”二字，则是每一个故宫人的职业担当。

王旭东：故宫是文明的延续，它又是非常厚重的文化汇聚地。我们要跳出皇宫去认识故宫，放在人类文明大背景下去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