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孙志强

　　清康熙年间，山东淄川的蒲松龄，在一盏孤灯下，开始了《聊斋志异》的著述。他屡试不第，终生困顿，身处社会底层所目睹的种种世相，皆化作笔下的写作素材。书中那些鬼狐精怪，无不是他借以观照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蒲松龄对当时官场的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促织》中，皇上沉迷斗蟋蟀，官吏为了讨好上级，横征暴敛。捉蟋蟀的差事最终落在一个叫成名的平民身上。他因无法上交合格的蟋蟀而被官府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后来，他九岁的儿子不慎弄死了那只他费尽心力捉来的蟋蟀，因恐惧而投井自尽，其魂魄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最终进献宫中，才挽救了家族的命运。故事最悲凉之处在于，一个人的价值、一个家庭的存亡，竟完全系于一只供君王娱乐的虫豸。蒲松龄用最辛辣的笔触，揭示了专制皇权之下，官吏的谄媚与暴戾，以及平民百姓“人不如虫”的悲惨命运。

　　《席方平》则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席方平为父申冤，魂入地府告状，即便受尽酷刑也始终不屈。阴间的城隍、郡司乃至冥王，皆被仇家买通，竟比阳间更加黑暗。

　　《叶生》中的主人公“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屡困科场，郁郁而终。死后魂魄不散，仍悉心教导其子，助其高中。当叶生鬼魂终于“衣锦还乡”时，却在妻子的惊呼中惊觉自己早已逝去多年。这个故事正是蒲松龄自身命运的艺术投射，也道出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集体悲哀与精神创伤。

　　在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尤其是那些狐精，反而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真挚与勇敢。《婴宁》中的狐女爱花成痴、笑口常开，有着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然而，当她踏入人间、嫁作人妇后，却因一次无心的玩笑惹来官司，从此“竟不复笑”。再纯洁的天性，也终被世俗的规训所扼杀。蒲松龄在此所哀悼的，是美好人性在现实中被逐渐湮没的悲剧。类似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俯拾皆是。

　　鲁迅先生曾评《聊斋志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正是《聊斋志异》的高明所在，那些鬼狐精怪，往往比人更懂情义。他们敢爱敢恨、有情有义，而世间许多道貌岸然之人，却常常虚伪冷漠。

　　老舍先生也曾点明其创作本质：“假若他不敢写人情，他便只好去写鬼狐了。”蒲松龄借鬼狐世界，巧妙寄托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对科举之弊的洞察，以及对真挚情感的向往。

　　《聊斋志异》达到了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代表了文学想象力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