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四季更迭牵引着生活节律。立冬之后，田畴渐歇，农事渐疏，漫长冬日便成了一年中难得的“冬闲”时光。但古人的冬闲并非无所事事的虚度，而是顺应时节的蓄力——女性精研女功以持家，男性习射练武以修德，孩童入读冬学以启蒙。这段看似闲暇的时光，实则是古人补全生活技能、传承文化礼教的重要契机，藏着农耕社会里独有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

　　女功，同女工、女红，涵盖纺织、刺绣、缝纫等各类女性手工技艺，是古代女性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下，女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质量，衣物缝补、被褥织造、布料刺绣皆需依仗这项技能。《女论语·学作章》直言“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门庭”，足见女功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

　　冬日农务停歇，正是女性钻研女功的黄金时期。少女们跟着母亲、姐姐围坐灯下，从穿针引线学起，逐步掌握裁剪、缝纫、刺绣等技艺。她们不仅要为家人缝制四季衣物、被褥，还要准备婚嫁所需的绣品，一针一线间既练就了持家本领，也传承了传统手工艺的精妙。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技艺传承，让女功不仅成为谋生手段，更成为维系家庭伦理、传递生活美学的载体，在冬日的静谧中沉淀出独特的女性文化。

　　与女性专注女功相对应，古代男性的冬闲时光多用来习射练武。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占据重要地位，被视为男性的核心技能之一。《礼记·射义》有言：“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明确将射箭界定为男性的专属技艺，且赋予其礼乐教化的内涵。这里的“射”并非单纯的狩猎或竞技，而是包含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种技法的“射礼”，兼具军事训练与道德修养的双重意义。

　　在冷兵器时代，射箭是护国安民的重要技能，而冬日的闲暇为男性提供了集中练习的机会。民间男子或自发聚集于空场，或组成研习团体，在师长的指导下练习射术，既锻炼体魄，又磨砺意志。这种练习并非蛮干，而是遵循“武德”规范，强调谦逊、守礼、诚信的品格修养。冬闲时节的习射练武，不仅让男性掌握了实用的生存技能，更通过礼乐的熏陶，塑造了刚健有为、明礼守信的人格特质，成为古代社会培育男性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对于古代孩童而言，冬闲是难得的求学机会，冬学便是专为农闲时节设立的短期启蒙学习班。《新元史》中记载，“农隙使子弟入学”，南宋陆游在《秋日郊居》中也写下“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的诗句，生动描绘了冬学的热闹景象。与官学或私塾不同，冬学不受身份、家境的严格限制，办学灵活，多由乡里有声望的文人或退休官员主持，以启蒙教化、普及基础学识为目的。

　　在教育资源稀缺的古代，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的孩童寥寥无几，冬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元朝创立的社学便是冬学的典型形式，办学时会刻制孔子画像，让学员祭祀先贤后再行授课，既传授识字、算术等基础技能，也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复设社学，并将其纳入提学官管理范畴，但始终坚持自愿原则，成化元年（1465）朝廷明确规定，“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体现了对百姓的体恤。冬学的存在，让农耕家庭的孩子得以利用农隙开启学业，既为底层民众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也推动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普及，让教化之光照亮了冬日的乡野。

　　古人的冬闲，是顺应自然节律的生活智慧，更是“不违农时，亦不废修为”的生存哲学。女性以针线练持家之本，男性以射术修刚健之德，孩童以冬学启蒙昧之心，每个人都在这段时光里各有精进。没有农事的烦扰，却有技艺的沉淀、品德的修行与知识的积累，冬闲早已超越了“闲暇”的本意，成为农耕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成长周期。这种将时节与生活、技能与教化相结合的生存方式，不仅让古人在冬日里收获了成长，更传承了绵延千年的文化基因，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示：真正的闲暇，从来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从容时光里，为生活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