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雯霞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东南沿海民众为避战乱、谋生计，大规模远赴南洋、美洲等地定居谋生。在跨洋迁徙与异域寄居的时空处境下，海外华侨将羁旅之苦、乡土之思与家国情怀诉诸旧体诗词创作。近代华侨报刊，不仅是侨民获取资讯、联络社群的传播载体，更成为普通华侨开展文学书写、建构文化身份的公共文化场域。刊载于侨报副刊的诗词作品，突破传统古典诗词精英化、书斋化的创作传统，扎根底层侨民的真实生活体验，承载着离散族群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心态。从乡土眷恋的个体抒情，到社群联结的文化自觉，再到救亡图存的国家认同，侨报诗词呈现了近代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递进过程，推动中华文脉在异域侨社落地延续、代代传承。
报章载诗：印刷媒介与华侨精神共同体的建构
晚清以降，东南沿海民众掀起大规模跨国迁徙浪潮。据《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华侨华人总数已达1220万。又据《潮汕华侨史》，1840-1949年间，约有400万潮汕人过海谋生。散居海外的侨民，通过聚居、结社形成相对稳固的侨社社群，在生存层面实现了抱团相依，但并未摆脱跨文化离散所带来的精神无根性。身处中西文明交汇的异质空间，华侨不得不面对语言、风俗、制度与族群文化的多重差异，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与身份悬浮的状态，而华侨报刊所载的诗词在一定程度上抒写、抚慰了游子的精神疏离与文化焦虑。
这种离散焦虑常被诉诸侨报中。《香山旬报》所载晓峰《又秋思续怀》有句：“梦逐天涯悲断梗，身飘湖海寄浮萍。梧桐叶落萧萧下，最怕思君不忍听。”诗人以断梗、浮萍为喻，道出海外游子漂泊无依、无所归止的生命境遇，是一代侨民集体心态的诗意缩影。面对普遍的精神空虚与文化失序，海外侨民需要一方稳定的公共媒介与文化阵地，用以凝聚乡谊、整合情感、延续文脉，缓解离散族群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困境。
在此时代语境下，南洋《叻报》《星洲日报》、广州《美洲同盟会月刊》等华文报刊相继创办，成为联通故土与侨居地、整合海外华侨华人社群的重要媒介。早期华侨报刊以时政新闻、商贸信息为主，工具性、实用性特征突出。随着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报刊增设“诗林”“嘉言”“文苑”“艺苑”“杂俎”“美人香草”诗词专栏，实现传播功能从“信息传递”向“文化建构”的延伸。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印刷语言建构想象共同体”的观点，认为印刷媒介通过统一的文字体系与公共传播场景，打破地域、阶层与身份隔阂，为分散个体提供共享的文化符号与情感基底，成为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前提。
侨报诗词专栏消解了传统旧体诗词的精英圈层壁垒，使古典文体从文人雅集和书斋酬唱下沉为普通侨民的抒情文本。侨商侨领、文教人士、初中学子等不同阶层的海外华侨华人，皆可借诗词书写人生境遇、抒发内心情志。这些诗词直面异域劳作的艰辛、漂泊生活的困顿与离散生存的悲欢，摒弃空洞抒情与刻意雕琢，以真切生命体验激活古典文体的当代生命力，呈现出区别于传统诗学的民间气质与时代质感。
在这个过程中，报刊印刷所塑造的“同时性”阅读场景，使散落四海、彼此陌生的侨民在同一时段共享文本、共情情感，形成跨空间的集体文化体验。从华侨报刊诗词题目中的“步韵”“和韵”“奉和”等字样可见，华侨群体通过“投稿－刊发－唱和”的文学往来，凝聚起华侨群体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传播机制将个体化、碎片化的漂泊心绪与乡土思念，汇聚为群体性、整体性的文化共鸣，完成了私人情感向公共文化心态的转化。华侨报刊由此构筑起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栖居地，为侨诗创作传播、侨社文化凝聚与海外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媒介支撑与社群基础。
平仄寄愁：乡土记忆与离散身份的文化确认
乡愁是近代侨报诗词最为稳定的情感底色，也是海外离散族群维系本土文化记忆、完成自我身份确认的核心精神机制。在近代交通闭塞、音书难通、归乡无望的历史条件下，异域生存的时空疏离感不断唤醒侨民的故土记忆。旧体诗词凭借普罗大众所熟悉的意象体系与抒情范式，成为华侨承载羁旅孤寂、留存乡土经验、锚定文化根脉的文学载体。万源在新加坡的1946年创刊号《南阳半年刊》上有一阕《满江红（思乡）》，词云：“飘泊萍踪，虚度了良辰佳节，他邦远托谋生技，到今犹拙。黄叶催人覊梦短，白云撩客乡思切，最销魂关路锁寒烟，伤离别！弹珠泪，愁肠结，游子恨，何时灭？看星洲隄畔，几番明月，异地风光虽逸趣，故园景色尤清绝，问那年方得赋归休，心欢悦！”词人以浮萍为喻，写出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为谋生远赴他乡，却未能成功，暗含对自身处境的无奈。“黄叶”暗示时光催促，羁旅之梦短暂；白云悠悠更触动客居他乡的愁绪，使乡思愈发浓厚。异地风光虽有逸趣，但比不上故乡的景色，恬淡的异乡之景反衬游子飘零之苦，细腻呈现侨民身在异域、心系故土的恒定状态。
“明月”作为中华诗学的经典意象，在侨报诗词中被赋予更强的跨时空联结意义，成为离散侨民沟通故土、安放乡愁的精神符号。山海隔，唯有皓月一轮共照中外、联通南北，成为跨越地域壁垒的精神媒介。《潭冈乡杂志》第18卷第5期潜叔《八月旬夕病后登楼望月》，有句云：“久病乍惊秋气肃，新痊怕见月光溶。闲云有岫归南浦，孤雁无栖驻碧峰。”秋肃、月溶、闲云、孤雁，作者用这些最常出现于传统诗词的意象构建了清冷孤寂的抒情意境，借云归山，反衬自身飘零无依、归期渺茫的身世处境，将病痛之苦、漂泊之叹、乡土之思融为一体，情感沉郁真挚，极具群体共情力。
家书意象进一步拓展了侨报乡愁书写的情感深度，突破传统思乡文学的温情范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有时，家书是慰藉羁旅心灵的温暖符号，如刊载于1910年《香山旬报》、署名慨公的《寄内》有句云：“壮志名途远，孤栖客路难。殷勤聊报汝，两字写平安。”要奔一个前程，作者离家远行，在外漂泊的孤独和艰难一言难尽，他能做的就是给妻子传回家书，常报平安。有时，家书的意象也表达了作者愧疚、自责与焦灼交织的复杂情绪。墨西哥的《正言月报》1928年第5号第58期有许穰《自感》：“离乡别井寄人篱，多少衷情只自知。旧恨新愁风吹起，家书飱我蹈良规。”家书带来的亲人期许与自身漂泊潦倒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使乡愁叠加身世之叹，情感层次更为细腻真实，更贴合侨民的生存现实与心理状态。送别是侨刊诗词中最常见的主题。陶融儒乐社，是新加坡最老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之一。在《陶融儒乐社十六周年纪念特刊》中，马宗薌有一首《送本社陈副社长育三返国》，有句云：“炎荒天气暖烘烘，欢叙正酣兴未穷。忽唱骊歌旋故国，归途敬祝一航风。”诗作语言浅白、不假雕饰，还原侨民共通的漂泊体验与乡土执念。
总体而言，帆、舟、沧海、明月、归雁、家书等反复出现的诗意意象，构筑起侨海文学的乡愁意境系统。近代华侨以诗词为载体持续书写乡土风物、留存故土记忆、维系族群情感，在长期的抒情实践中完成乡土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坚守，使离散状态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始终保有清晰的文化根脉与族群归属。
诗写家国：从乡土私念到家国认同的精神升维
侨报诗词的情感底色是个体乡愁，其精神高度则体现为家国担当。山河破碎、国运倾颓，身处异域的海外华侨并未置身事外，始终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侨民诗词的书写由此升维：从个体漂泊、乡土眷恋的私人抒情，逐步转向救亡图存、民族觉醒的公共叙事，完成了从乡土身份认同到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层跃迁。
彼时，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加剧、救亡思潮高涨，侨报诗词的创作主题与价值立场发生转型，作品突破“小我”悲欢的抒情边界，承担起唤醒侨民民族意识、凝聚海外爱国力量、助力民族救亡的时代功能。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马镜河《寄呈策廷兄七绝》刊载于1940年复版第4卷第4期的《南蓢月刊》，有句云：“豪情侠气冲天际，惊动星移发浩歌。”乱世语境下的侨诗，褪去柔婉抒情的气质，呈现出慷慨激昂、刚健质朴的家国风骨。署名汉本的《抗战偶感七绝四首》刊载于《南蓢月刊》1940年复版第四卷第四期，作者以“男儿报国气如虹，誓灭倭奴在手中”明志，语言质朴刚健、气势凛然，彰显华夏儿女抵御外侮、誓死卫国的民族气节。这种昂扬的意气、开阔的襟怀，体现海外侨胞心系华夏的赤子情怀，也是近代侨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生动文学表征。侨民的家国认同不仅体现于危难之时的挺身而出，也表现为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深度共情。当国内抗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海外侨民同喜同庆、群情振奋。《南蓢月刊》1940年复版第三卷第十二期江头钓徒《粤北祝捷》“一声报捷环球震，万众欢腾尽高呼”，表达了与祖国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状态。
结语
华侨报刊诗词极少宏大叙事，多属于微观、民间、个体的心灵史书写，它以普通底层侨民的视角记录迁徙之苦、漂泊之思、文化之守与家国之诚。长期身处异质文化圈层的海外侨民，极易遭遇传统文化断层、民族记忆淡化、文化身份模糊的发展困境。侨报刊发的诗词承担着赓续中华文脉、抵御文化失语的重要功能，侨报诗词专栏的持续刊载与广泛传播，使古典格律、传统意象、诗学精神与文化价值在海外侨社群得以代代延续。华侨以诗酬和、以文联谊，在平仄韵律中坚守汉字审美、传承文化传统、巩固民族记忆，在异域他乡构筑起中华文化精神家园。
百年侨史沧桑，侨海诗韵流长。近代海外华侨以诗词为媒介、以报刊为阵地，跨越山海阻隔，在异域完成了乡愁书写、身份建构与家国叙事的三重文化实践。侨报诗词突破传统古典文学的精英范式，扎根底层侨民的生存现实与精神世界，既是一代游子的集体羁旅记忆，也是中华文脉海外传播、民族认同海外建构的重要文本载体。近代华侨报刊诗词的创作与传播实践表明，地域山海可隔，族群根脉永续；时代境遇流变，侨心家国不改。这批跨洋传世的诗章，为考察近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机制、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播路径提供了鲜活的文学样本与重要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出版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