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实验室，显微镜下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非正常死亡”——肿胀、破裂，内容物四溅。按照当时所有教科书的标准答案，这是细胞被外力扼杀的“横死”。但在袁钧瑛眼里，那些碎片仿佛暗藏着一套无人破译的密码。她认为死亡有自己的剧本。三十多年后，正是这份“不信命”的固执，为全世界数亿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凿开了一道微光。

今天，国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因“阐明多类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解析该通路对各类生理功能与疾病发病机制的调控机制”，获得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时针拨回1976年，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棉纺厂工人。1977年她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她成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首届博士生，只身飞往哈佛。在哈佛神经生物学系，她发现了一个扎眼的空白：所有人都在追问细胞如何生存、分裂，却几乎没人问细胞为何死亡。由于没有专门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她辗转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拜在罗伯特·霍维茨门下。初入实验室，她埋头摸索半年，竟发现实验方向完全跑偏。同行替她惋惜，她却说：“错了就错了，没关系，我喜欢科研的过程。”

1989年，袁钧瑛成功发现全球首个调控细胞死亡的线虫基因。后来，霍维茨因凋亡研究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业内皆知那个奠基性的发现出自袁钧瑛之手。有人替她不平，她却淡淡一笑。

32岁那年，袁钧瑛在哈佛建起独立实验室。2005年，她首次提出“程序性坏死”（Necroptosis）概念，把新机制写进了学术词典。如今，全球二十多家药企正围绕这个靶点研发新药，瞄准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等令人绝望的顽疾。

2020年，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袁钧瑛辞去哈佛终身教职，回到上海，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

从棉纺厂女工到世界顶尖科学家，从追问“细胞为何死亡”到为“困在时间里的人”寻找那枚暂停键——袁钧瑛用四十多年的光阴，在生与死的边界上，写下一份关于坚守的答案。 本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