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家庙

黄襄（1526—1597年），处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家乡滨海重文的风气让他顺势走上了宦途，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值得欣慰的是，在明中后期派系林立的官场，他保持着耿介廉能的节操，在巡按任上力主以兴学正风方式，整饬官风和社会风尚，成为力挽明王朝颓势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晚年致仕回乡，又积极践行齐家治乡的士人之道，倡导撰修族谱，倡办祀田，使家族文风昌盛，仕宦连绵。黄襄的一生体现出健康的人生观、端正的政绩观和向上向善的情怀。

八闽许多家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反映出福建较早便形成大一统华夏体系的意识。《美林紫云黄氏族谱》显示，黄家由河南光州固始入南安，可追溯到始祖因避战乱来到隍山紫云寺，因兵燹再迁入吕洋，到黄春郎安顿于蓬岛下尾，终于定居下来，黄春郎便被追尊为始迁祖。家族以农业开基，逐渐繁衍壮大。“念祖宗创业之艰难，虑子孙不知世次之流传，故书为之谱，画为之图，以贻后裔者，俾勿弃其宗，忘其祖，常存报本反始之意，入孝出悌，以和睦于宗族”，到第九世的黄襄开始主持修纂了家族的第一部族谱。

从族训中看，黄家力农耕读，既知稼穑之艰辛，又颇多习得书本中的儒家仪范，重孝悌礼让、节俭助穷及戒绝烟赌、殡葬祭祀惟谨、弭讼敦风等正面素养的培育，家族内反对放辟邪侈，反对言诡而坚、行嚣而傲，反对遁入匪夷，反对一掷千金，反对嗜酒夜狂，反对兄弟阋墙，反对纵逸无检、荒乐无节等，是非分明，彰显出端正的价值取舍观。

明嘉靖以后，商品经济在东南沿海地区勃然兴盛，人口流动加剧，是非观受到冲击，黄氏家族能够在这种背景下守本固族，体现出一种既遵循传统优秀价值观，又能积极上进的良好家风，这对于黄襄等子孙的繁衍与成长都是很好的环境和条件。

黄襄，字国著，号龙源，是明代福建南安美林（今南安市美林街道美林社区松脚）人，是当地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生于明嘉靖丙戌年（1526年），嘉靖己未年（1559年）考中进士，廷试位列第九十九名；初授行人，后升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巡按辽东、真定等地；曾任黄州知府，迁陕西苑马寺少卿，后补山西行太仆寺少卿；最高官位从四品，算作一名中层官员。

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巡按辽东，直接参与边务处理、弹劾贪腐、主持水利工程，以刚正不阿、清正廉明著称，曾弹劾侵吞军饷的巡抚，为战殁将领请功，并直言边墙损毁实情，因不畏权贵两度遭罢官。

黄凤翔在给黄襄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黄襄资性凝重，不喜形于色，当官愿担当。作为贵州监察御史，受皇帝遣派而去辽东、真定巡按，“盖当嘉靖之季，时朝政玩愒，诸边帅沿袭欺诞，近畿中官豪侠凭城社为百姓豺狼，直指使按部大率通关说顾，望权贵人意指已耳”。黄襄对这些怠政行为深恶痛绝，“抵辽阳则纠抚臣之侵没军馕者，饬吏士增保置障，竟用创虏。先是虏尝入犯，所冲颓边垛千余丈，事闻，肃皇帝怒，下吏议，而边臣谬上功，兵部冒赏格，公奋然抗疏。其略曰：古云百闻不如一见，今边垛崩颓，虏蹂躏内地，臣行边时所目睹也，乃积帅枢部交相蒙蔽，反用逃谴徼赏，诚所谓一指蔽目不见泰山，请按诸欺罔者以法，疏入中外怀然惮之”。

陕西三辅一带曾开榷木场，中官与郡幕董其税，率渔猎诸赏自肥。黄襄将这一切加以裁罢。他碰到“有权贵人横暴，州邑吏不敢问，民诣台陈牒者众”的情况，将首恶收系狱中，却有人力为营解。黄襄“力持之不少贷”。由于黄襄执法必严，得罪了某些势豪，便遭遇外放黄州的挫折。

黄州人听到黄襄的威名，“咸凛凛惕息”。但黄襄就任后立即问民疾苦，于治务在长厚而已，因为“（老百姓）苦册籍影射，公精核得漏粮千余缗，始以见粮差赋额高下，民便之，遂著为令，猾吏持狱讼为奸利……公一讯立剖，既得情，又早遣去，于是歌咏载道。其诸兴利除害，绥辑抚摩，蔼有循吏风”。

黄襄所为体现出了民生为要的治理思想。恰逢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宦楚中者率递相介绍，以求蔓附，公视之蔑如也”。黄襄看不惯张居正独断专行的作风，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结果张居正手下爪牙以对外官进行考绩（大计）之机，给黄襄以当头一棒，使之再度遭遇贬黜，黄襄只得退职回乡。

黄襄在辽东任职期间，目睹边关风光与戍边生活，创作了多首传世诗作。如《塞北悲笳动》：“塞北悲笳动，征夫半不回。夕笳喧古戍，寒月照高台。戍虏横戈数，征科彻骨求。谁能达明主，为解边人忧。”这首诗跳出了传统边塞诗的写景范式，直接记录边地军民承受的沉重赋税与戍边苦难，带着监察官员的纪实视角，是黄襄最具现实批判色彩的边塞诗作。

《登罗陀洞》（两首）其一：“石壑丹霞迥世纷，山腰鹤迹出人群。晓来先得半竿日，夜静偏眠一榻云。满径苔痕沿磴滑，数声僧语隔天闻。何时解却黄金印？独乘三车演法文。”其二：“洞口薜萝覆径幽，诸天隔世远悠悠。半间佛室石中起，数点天花云外收。月静遍看尘界海，风吹不断上方秋。更怜双树无家客，忘却形骸可自由。”面对幽静的自然，联想到周遭的不如意、不顺心，不由得生出摆脱官场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心境。

作为福建南安人，远在辽东的黄襄在《辽阳院中感雨》中写下“转添乡思乱，别恨不堪题”，将个人的乡愁融入对边地安定、家国稳固的期盼之中，让边塞情怀多了一层细腻的个人情感温度。诗作完全基于真实履职经历，现实主义色彩浓厚。情感在报国担当、乡愁与归隐渴望之间交织，带着明代中晚期官场失意士大夫的真实矛盾感。

归乡后的黄襄抛却了“念魏阙”的心思，一心扑到齐家与治乡的脚踏实地的事上来。他拿出多年积攒的薪俸独资兴建‌叚西祖祠‌（黄氏家庙），纂修《紫云衍派美林宗谱》，开创美林黄氏修谱先河。他铺开纸墨笔砚，著有《四书集说》《易经集说》。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积蓄资助族人婚丧嫁娶，广行善举。

黄襄活到72岁寿终，“事二亲孝，母殁则代父抚育诸弟妹，为毕婚娶已尽裒先世遗赀与诸弟，而嫁娶其子女若而人，家世族齿蕃衍。公修谱牒，创宗祠，增拓祀田，以追崇始祖，即族人婚娶丧葬，咸取给焉。族有富而无子者，死以争继构讼，愿乞公子为嗣，公拒以非，次而为之择所宜继”。他有原配李氏，继配沈氏，生子男五女四，孙男九。其子孙多人科举登第，形成“祖孙父子伯侄兄弟连登科第”的望族。他要求家人们低调做人，垂范乡里，戒绝恶习。‌‌

据族谱记载，黄襄长子培祯，郡庠生；次子黄培萃，郡庠生；三子培祺，万历壬午（1582年）科举人，初署宁德教谕秩满，后任唐县知县；四子台楚，万历辛卯（1591年）科举人；五子培仑，郡庠生。培仑之子维璟，崇祯壬午（1642年）科举人，任海澄知县。可谓瓜瓞连绵，宦绩不断。

黄襄感念追随他的妻室，在给李氏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性醇确恬默，他无所嗜，独喜诵孝经内则诸书，玩习其章句大旨，六七岁时与大母颜住后楼轩堂，夜则同寝卧，步履间不出阈，日在楼间课视诸婢妾蚕桑丝枲织纴之事，供应龙溪公之宾客酒醑脯醇而已。龙溪公性嗜客，多所延接，宾客往来无虚日。皆孺人身为之经理，款款有绪。”这位夫人“不习富贵容，躬操井臼之事，事务大小，以身亲之，不辞瘁，秉家柄丰俭适宜”“蔬食布衣，益务俭约”。贤妻何尝不是家业不坠的重要保障。

黄襄在家乡时，“务尚义施德，不以贵势自炫所居，距邑治四十里。会岛夷寇闽中，公辄捐金倡众筑坞于要害处。比寇至，民赖以攸”，得到家乡人民的拥戴。上司曾建议申报到上面，请求表彰。黄襄固辞：“寇难甫靖，疮痍未苏，诚不忍以区区浮名烦吾父老子弟，有司为之愧，寝跡。”黄襄的爱好之一就是写诗，“其为诗风格禀诸魏晋，华丽裁诸盛唐，洋洋有足讽者。居恒左右图史，所著有四书易经集说，藏于家，课诸子各受一经，自宾朋过从外，悉屏谢公门请谒，盖公之冲寂如此”，呈现的是一种清心正直的姿态。

何乔远《闽书》中曾浓墨重彩地褒扬了黄襄：“为人简重寡合，中心洞豁无他。其强毅之气，屹然不可屈。不能周旋媕婀，是仕不逢世。 其居乡施德尚义，不以贵势挠人。为御史，则岳屹霆击；为太守，则风恬雨和。所用双孚，权实互备，先辈君子也。”

恰如何乔远所言，黄襄太过耿直刚毅，这决定了他不可能违背心意、虚与委蛇，在风云诡谲的明朝官场很难有“好人缘”，可谓“仕不逢世”。但是，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培养了他积极的人生观和刚直正派的品格，在任官和持家方面都问心无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