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傍晚6点，玛多的太阳还挂在草原尽头，“青年溯三江”百所高校大学生走进三江源活动黄河源园区的大学生记者寻着草原上的车辙印，拜访了普哇吉的家。

然而，最初，普哇吉的一家，并不是我们计划要采访的对象。

那天，我们穿过桥洞，沿着车压过的土路，在草原上走了很久，快要抵达原本联系的牧民家时，发现他们不在家里，只剩下守着牛的藏獒，有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于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向了稍远处的毡房。玛多的海拔在4200米，两边是望不见头的草场，我们一行大约6-7人，边走边喘，当我们还在害怕，这家牧民的狗，会不会冲向我们时，一个红色的身影出现了，是普哇吉，牧民家的小女儿。她在驱赶家里的藏獒，以防我们被误伤，毡房里也陆续出来了人，我们刚挥手打招呼，普哇吉和妈妈达格卓玛就向我们走来，于是，偌大的草原里，我们互不认识但却相互靠近。

往毡房走的这几步里，想到我们是空手而来，于是我取下了背包的挂饰，掏出了我最喜欢的笔，送给了普哇吉，她说“谢谢”，这是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而面对普哇吉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拿不出任何礼物。但他们仍然招呼我们进毡房坐坐，还要生火做些吃食。我们说不用麻烦，想和大家聊聊天，看一看给牦牛挤牛奶、打疫苗。

普哇吉的妈妈达格卓玛说，牦牛刚从山上下来，等牛群走到家，就带我们去看挤牛奶。

另一边，普哇吉的哥哥才桑加已经打开了牛犊的圈门。才桑加今年15岁，个头并不高。但他能和父亲拽住一头小牦牛的身子，一个人按着牛头，爸爸蹲下来扎针。松开，牛犊便站起来，甩甩尾巴跑回去，一头接一头。

而牦牛群还在山坡上，慢慢往毡房走。我们不着急，他们也不着急。草原上的时间就是这样，太阳落得慢，牛走得慢。于是趁这个空当，我们在毡房外和普哇吉的妈妈达格卓玛、爷爷聊了起来。

普哇吉的爷爷巴衣，当过多年的玛拉驿村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党员，也是村里较早的生态管护员之一。如今他卸下了担子，回到家里帮着放牧、挤奶。

普哇吉的妈妈说，家里牛羊交给村里的合作社统一放牧，扣掉成本之后按股份分红。她说不准一年能挣多少，要看合作社经营得好不好。但这笔收入加上生态管护员的补贴，够一家人的开销。

现在，普哇吉的妈妈达格卓玛是家里唯一的生态管护员。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置“一户一岗”生态管护模式，达格卓玛就是生态管护员，每月有1800元的补助。

达格卓玛巡护的时候，偶尔会带上普哇吉和她的哥哥，“有时一家人去，有时我一个人，孩子们也跟着捡垃圾。”她说，源头的水“发展”起来了，大家都要好，不是光他们好，“水干净了，牛羊喝上也健康，人也喝着放心”。

现在，普哇吉和哥哥才桑加都在外面上学，一个在玛多县的民族寄宿学校，一个在西宁。假期回到牧场，就帮着家里放牧。孩子们上学有补助，学费和食宿基本不用家里掏钱。

太阳又落了一些，牦牛群走到了毡房前。普哇吉的妈妈把牛牵到栏杆边拴住，开始将奶水打进桶里。夕阳落在她脸上，她的面颊被高原的风和日头磨得粗糙，颧骨上两片深红，眼角的纹路在侧光里刻得清楚。达格卓玛边挤牛奶边感叹：“现在草好、水好，牛也吃得肥，人的心情也好。”

玛多的傍晚，月亮总比天黑来得早，临别时，普哇吉问我：“明天要去我大姨家吗？为什么要走？”“那下次来，记得再来看我。要是到时候我去找你们，你们不会不认我吧？”

回去的路上，我带着她的问题沿着车辙走，余晖落在大地上，草原又恢复了安静。

我想起达格卓玛说的话：“这么远的（地方）过来的，我们也是算一个缘分。你们知道我们牧民的生活，宣传出去，大家都好。”

我们因为缘分，遇见了普哇吉一家人。我会永远记得普哇吉，记得她穿着红裙子在草原上朝我们走来的样子。但我没法回答她最后的问题。我不想用一句客套的“不会”把它接住，怕接不住。也许让问题停在那里，比得到一个答案更合适。

既然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最后就要把他们的故事带走。让更多人知道，在黄河源头，有这样一家人，守着草原，守着水，守着他们亲眼看见、亲口说过的那份“好”。

这样的留白，在这次黄河源园区之行，也存在着。来不及拿起相机的时刻、错过的风景、没见到黄河真正第一滴水的遗憾，还有那些采访过的对象——我们短暂地坐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说话，然后告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

但也因为这些，反倒觉得还会再来，还会再往深处走，就像普哇吉说的：“下次来，记得再来看我。”

在探访完普哇吉家的第二天下午，我们盘腿坐在高原草甸上，围成一圈唱着《歌唱祖国》。普哇吉会害羞地让我们起头，再跟着我们一起唱。声音不大，在草原飘出去很远。唱着唱着，我们的声音开始发抖，有人低下了头。普哇吉问我们：“为什么哭，是想妈妈了吗？”

我们只顾着点头。其实，我们什么都没说明白，但那天的风、阳光、草原替我们记住了一切……

文字：三峡大学 孔文轩

摄影：广东工业大学 林鑫平

记者：梅从政 陈茜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