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东〛

人才是强国之本，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最具活力、最具决定性的核心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才定位为“第一资源”，强调“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深刻指出，要“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人才安全本质上是国家核心能力的安全。当前，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中，要重视“人才安全观”这一战略视角。领导干部作为“第一资源”中的“关键少数”，其政绩取向直接影响人才队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工作实践中要多维度构建人才安全长效机制。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看待“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态度，体现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发展理念。人才安全观则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下，将人才——特别是关键岗位领导干部——视为国家战略性核心资产，系统防范内外风险，确保人才队伍政治可靠、能力胜任、操守廉洁、代际可持续的综合治理理念与制度安排，强调对人才的全周期、全链条、全生态安全防护。

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主体同一性。人才是政绩的创造者，也是政绩的承载者；领导干部既是人才队伍的核心成员，又是政绩的规划者与推动者，主体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政绩观与人才安全观必然相互嵌入。其二，价值统一性。正确政绩观要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注重长远与根本；人才安全观同样追求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生态的长治久安，二者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其三，功能互构性。政绩是人才能力的体现，也是人才安全的检验标尺；人才安全则为政绩的持续产出提供制度保障与队伍支撑。政绩观偏差不仅导致个人堕落，更会对人才队伍造成系统性、结构性、代际性损害。因此，树立正确政绩观内蕴人才安全观，践行人才安全观也须以正确政绩观为价值底座，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

领导干部队伍中掌握决策权与资源分配权的“关键少数”，处于人才金字塔的顶端。在错误政绩观引领下，这一群体一旦出现腐败与失范，就是对“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一国家战略根基的深度侵蚀。其一，“短视政绩”导致人才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部分领导干部将人才视为个人升迁的工具，热衷于“摘果子”“抢人头”，重引进、轻培养，重使用、轻成长。其二，“面子政绩”污染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打造“人才高地”“创新平台”等标签性工程，却忽视制度环境、文化生态与评价体系的实质性建设，使真正的人才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困。其三，“封闭政绩”催生人才选拔的“近亲繁殖”。“萝卜招聘”“量身定做”“圈子用人”等现象，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将选人用人权视为个人恩赐或利益交换的工具。其四，“任性政绩”瓦解人才队伍的组织纪律。当“一把手”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搞“一言堂”，必将影响政绩的成色。

构建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人才安全观，须从理念转型、制度完善、文化培育三个维度构建长效机制，将人才安全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

理念转型：从“经济视角”到“安全视角”提升战略定位。过去，腐败多被视为经济问题或纪律问题。从人才安全观出发，应将其提升到“危及国家治理核心资源”的战略高度。惩治腐败本质上是对国家最重要战略资产的风险管控。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安全账”“政治账”，充分认识腐败带来的“隐形损失”——包括人才培养成果的毁损、政治生态的破坏、社会对人才价值信仰的动摇——远比短期经济指标更为深远。同时，要从关注“存量政绩”转向重视“增量纯净”，建立人才引进的“政治体检”机制，将廉洁风险防控嵌入选人用人全流程，坚决防止“带病引进”“带病提拔”。

制度完善：从“个体政绩”到“系统免疫”构建防控体系。健全“全周期”人才安全治理体系，将廉洁风险防控嵌入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培养全过程。建立人才安全“红码”预警机制，综合运用信访举报、巡视审计、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留痕、终身追责”制度，完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让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这些“看不见的制度建设”旨在构建一个“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系统免疫环境，使健康的队伍生态成为最大的人才安全屏障。

文化培育：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塑造清廉共识。要在全社会树立“清廉是人才第一品格”的价值导向，让廉洁自律成为对“人才”的基本共识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高校、科研院所等育人单位应将国家安全教育和廉洁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完善激励与约束平衡机制，给予实干者、清廉者充分的尊荣与发展空间，加强反腐措施；建立“廉洁者上、腐败者亡”的强信号机制，让正确政绩观成为干部选拔的核心标准，坚决纠正“会造势者升得快”的错误导向，真正让埋头苦干、清正廉洁、注重长远发展的干部得到重用。

（作者单位：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