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发展壮大于北方地区的各级红军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和无数艰难险阻，成为中国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旗帜。
一、以农民起义、士兵暴动为代表的武装斗争，推动了北方土地革命的开展，成为北方红军创建的基础
近代以来，北方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方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方“三大起义”及其他起义的影响下，北方党组织领导陕甘地区和冀晋绥地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1927年10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首先在驻清涧的军阀部队李象九营发动武装起义，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西北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随后，以清涧、两当兵变为代表的武装起义和礼泉、渭华等地的农民起义频发，呈现出农民起义和士兵起义交替爆发的特点，起义地区遍及陕西和甘肃两省。其间，从清涧起义至1936年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域以及部分国民党军队中，领导和发动了起义共39次，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
在陕甘地区开展武装起义的同时，以冀晋绥为代表的华北地区也在中共北方局等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从1927年8月至1930年春，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玉田暴动与庆云起义，拉开了华北地区武装起义的序幕，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为此后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此后至1936年春，北方党组织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河北岳城、黄林、完县五里岗、西白城、慈峪、高蠡、磁县小车社、水泉、迁安、藁南、蔡小庄等起义；在山西发动和领导了辛庄、永安、平定、绛县、夏县等暴动和起义；在绥远发动了百灵庙起义等。其中，中共北方组织先后组织发动了唐山、平汉线北段等地驻军兵变。1931年7月4日，山西特委军委负责人谷雄一，在山西平定组织发动高桂滋部1000余人起义，并占领平定县城，首创华北地区兵变成功的范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22次武装起义，为华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北方党组织领导的陕甘和华北地区的武装起义，虽然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有些起义成功、有些失败，但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嚣张气焰，策应和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及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行动，提高了北方党组织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能力，从而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做好了准备。
二、北方红军在艰险环境中建立、发展与壮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北方各地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基础上建立的各级红军部队，成为深入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一）以陕甘边、陕北红军为代表的西北红军的建立、发展与壮大
随着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深入，创建红军成为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提出：“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按照这一指导原则，参照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南方其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军的方针和方法，西北地区组建红军工作在艰难环境中开始起步。
西北红军是创立较早的工农武装，其前身是各地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后保存下来的武装。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1931年秋，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界游击队），11月中旬，红军晋西游击队等经艰苦转战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此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扩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为创建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红军部队组建发展的同时，1932年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十多支红军游击武装开始建立。在此基础上，1934年7月，成立了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同年9月，陕北独立师成立。1935年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功勋。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红军等武装力量的一面旗帜。从党的“八七会议”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统计，1933年冬，红二十六军和陕甘、陕北、神府地区游击队合计约1030人。至1935年9月，西北红军（包括先期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及游击队武装达近万人。会师吴起镇时，西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及游击队仍保有9000人，其中游击队4000余人。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片拓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完整保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二）华北红军的组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党组织提出了在华北组建红军的方针。
从1929年开始，受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的影响，北方党组织将在华北建立红军与开展土地革命联系起来。1929年11月26日，中共顺直省委在直南（即冀南）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首次作出了创建红军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北方党组织提出了将创建苏维埃政权与建立红军联系起来的工作方针，号召“创造并发展北方的新苏区与红军”。1932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向中央报告高（阳）蠡（县）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创造新苏区和红军”是北方党组织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时，河北省委军委在直南召开特委和各中心县委会议，动员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与红军。
在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方针的影响下，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探索组建红军的道路。1930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在冀南磁县地区发动“五一大暴动”。暴动失败后，直南特委在沙果园村召开会议，总结失败教训，决定在起义队伍基础上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由省军委负责人张兆丰任军长，王世英、张志清任副军长。红二十军下辖三个支队，队伍主要由贫苦农民和峰峰煤矿工人组成。随后，红二十军制作了军旗和印章，并在羊角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拟继续暴动，后因准备不足，取消了暴动计划。对这次北方党组织首次组建红军的实践，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给予高度关注，认为“北方直南与京东都有农民武装或已成立游击队伍”，同时指出，在全国其他较小的苏区中，“农民武装队伍亦正在扩大起来”。1930年8月，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在河北完县五里岗暴动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并一度发展到4000余人，后因攻打完县县城遭受损失。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错误后，决定把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此，中共北方局于10月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1931年5月，山西特委组建了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并建立了覆盖4个县地域的游击根据地，后在形势不利时转入陕甘地区，成为陕甘游击队的基干力量。在平定兵变基础上组建的红二十四军，建立了河北阜平苏维埃政府，后在敌人优势兵力“围剿”下，余部辗转灵丘、应县、代县等地。
在尝试组建正规红军的同时，华北各地同步组建多支游击武装。1932年9月，中共直南特委军委在直南马头、光禄、彭城、峰峰等地组织游击武装，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直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1935年8月，在冀南特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总队”，活跃在滏阳河东、西一带；在高蠡暴动基础上成立了“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1934年1月，中共京东特委成立“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1935年9月，中共平山县委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第一〇八支队”，在滹沱河以南开展武装斗争。
三、北方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北方红军从战略牵制、后方依托、人才培育三个方面，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全国革命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策应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完整存续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为此，西北红军的军事行动，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使主力红军最终确立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心。1935年9月16日，由鄂豫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于延川县永坪镇，1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陕甘、陕北红军的加入，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打乱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北上的阵脚。作为率先进入西北根据地的劲旅，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先后发起劳山、榆林桥战役，予敌重创。1935年11月初，红十五军团与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合。随后，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建立了卓越功勋。1935年12月，由地方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和神府独立师、关中独立师，先后配合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东征和西征战役。东征战役在陕北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刘志丹在率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西征战役中，红十五军团作为右路军，连续攻克今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地区，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随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英勇作战，为迎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建立了赫赫战功。
西北红军牵制了国民党军，策应了红军长征。主力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调集了陕、甘、宁、晋、绥等地30个团的兵力，对西北红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刘志丹指挥所属部队，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连续攻克6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各路主力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以有力行动策应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
（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依托
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为全民族抗日战争做了准备。党的洛川会议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西北根据地成为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从此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党中央扎根延安13年，不仅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且指挥了解放战争重要时期的战役战斗，为此后解放大西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北组建红军的实践，在客观上为策应主力红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其间，受华北地区敌人过于强大、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组建红军工作遭受严重损失，但也总结了教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晋西游击队辗转晋陕甘，后发展成为红军正规部队，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抗战；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保属特委召集参加高蠡暴动的群众，组织了“保属抗日反蒋武装队”，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地方当局；抗战初期，曾经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阳、安新、蠡县、安平、安国、深县等地的党员和群众1000余人，参加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人民自卫团，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参加过京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随后组建的“京东红军游击队”始终坚持斗争，在1938年冀东大暴动和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南地区始终是北方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的中心。为此，中共冀南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将土地革命时期组建并保存下来的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等待时机。1936年1月，冀南暴动后的红军游击队根据指示，在广宗县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为抗日战争时期冀南敌后抗日斗争积蓄了关键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经过数年发展的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在白山黑水，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或起义，从而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磨砺成长，探索适配北方地域的游击战术，成功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产生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等一批优秀军事人才。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的缔造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英勇无畏，其杰出的建军思想与灵活的游击战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华北地区在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军的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张兆丰、谷雄一、王维纲等人成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坚力量。其中，张兆丰作为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并成为北伐战争中北方战场的名将，曾被中共北方局誉为“忠实勇敢，艰苦耐劳，是北方党的军事领袖，是工农革命红军的将才”。
北方红军不仅从军事上策应党中央与各路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群众基础与政治影响力，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厚重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