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筒子楼，垃圾竖井从顶楼直通到底，家家户户倾倒而下的煤灰从楼道底部冒出来。于辛放学回家，走到垃圾道旁，看见两人站在角落，煤灰落了一身，两人的头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讨论得入神。于辛走近了才看清，其中一个是他父亲于敏。

那时于辛还不知道，站在垃圾道旁跟人讨论问题的父亲，究竟在做什么。他只知道父亲很忙，家里人来人往，房门总是关着。多年后，他才拼凑出父亲的一生。

8月16日，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区，于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1951年于敏完成北京大学研究生阶段学习，同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1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组，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崭露头角。

1961年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告诉于敏，“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自此，于敏团队投入了28年隐姓埋名的研究工作。

小时候，于辛家里的客人从来没断过。上午一波，下午一波，晚上还有一波。父亲的房门关着，窗帘拉着。母亲不让于辛凑近，他便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累了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发呆。

那时，家里三代五口人住在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小、过道窄。于敏搬来板凳，放上一盏小台灯，坐在小马扎上看书。“父亲工作时非常投入，眼里常常放着光。”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氢弹的研究迫在眉睫。于敏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与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等人汇集于此。攻坚克难之际，于敏昼夜论证计算，推翻美国权威期刊的数据，避免了国家数亿资金浪费；热核试验中，于敏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未考量到位，主动申请试验场地暂停作业，冒着担责风险重新计算。

理论部流传着于敏的“三不论”原则：不论时间地点都可以问，不论数学物理还是别的学科都可以问，不论问题难易他都耐心解答。于辛说：“因为他从不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全倒出来。”有人笑称，想在学术上“骗过”于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往往在交流之前，于敏就把方方面面都估算好了。

由于工作繁忙，于敏很少过问于辛和姐姐的学习。但于辛的姐姐高考时，父亲郑重建议她选无线电或半导体专业——那时我国在这些领域还很落后。于辛高考时，父亲让他学轻工和纺织，说轻纺是国家的短板。父亲总对他们说，专业选择和个人爱好要跟国家需要紧密结合，要把理想和国家发展连在一起。

他还常把两句话挂在嘴边：一句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于辛说，这句座右铭使他面对如此多困难、诱惑和曲折，始终坚持科研，带领团队相继实现了中子弹、小型化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另一句是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于辛说，父亲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淡泊，是不为物欲所惑，才能志存高远；宁静，是不为权势所趋，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疑，才能坚持真理，“这是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格”。于辛感慨，“他对物质要求非常低”——一张铁床陪伴了于敏30多年，一张老式写字台陪伴了他20多年。

从接到保密任务起，于敏从未和家人解释过自己的工作。多年后，于辛才了解到，原来那些经常来家里、坐下来就关上门说话的人，那些在院子里拿着本子围在一起神秘讨论的人，开辟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道路。

据记载，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于敏的身份解密，这位隐姓埋名者的事迹才开始被更多人知晓——凭借独创“于敏构型”，中国以世界最快速度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

于敏在世时常对孩子们说：“中华民族不欺辱旁人，也不能被旁人欺辱。”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支撑着他走了一辈子。他还告诉子女，核研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只有拧成一股绳，事业才能走得更长远。

“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两弹一星’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于辛看来，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只有深入了解“两弹一星”元勋，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才能在遇到困难之时，拥有更大的信心和决心去突破困难，“‘两弹一星’精神是需要代代相传的”。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陈列着于敏《关于氢弹理论预研工作的简况》手稿。自2024年10月16日该馆重新开放以来，已有超过25万人次参观；围绕“两弹一星”精神，国科大开展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话剧大赛、“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展演会等活动，通过“大思政课”宣讲会、高校和中小学课堂、线上直播间等，让“两弹一星”精神触达广大学子。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