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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我可能是世界上问了汤钊猷院士最多问题的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说。

8月15日下午，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主舞台前围满读者，等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在书展首发。

96岁的汤钊猷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我国肝癌防治事业的开拓者与领路人，今年7月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当天，汤院士虽因身体原因未能来到现场，但他亲自制作了长达十几分钟的视频，并以幻灯片提示重点，在现场播放，颇具“汤式风格”。

谈及过去三年与张力奋共同创作此书的过程，汤钊猷回忆，“张（力奋）老师的采访过程很艰苦”。

最初，对写一本口述史的想法，汤钊猷是拒绝的。他告诉张力奋：“我和团队只做成两件半事，没有更多可说的。”何况，他已有两本传记，短篇的也有十几篇，“未见诸文字的，少之又少”。

在张力奋的坚持下，汤钊猷同意了，他说：“如果你不感到浪费时间，我也不反对。”

自此，张力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口述史工作，进行了二十多次、累计超40小时的采访，文字实录近50万字，并走遍汤钊猷工作过的办公室，以及在上海的70年间居住过的五处居所，最终写成超12万字的成稿。

汤钊猷年事已高，写作需要反复考证、核实事实信息。为此，张力奋陆续收集并翻阅了早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科书、论文、报纸、期刊、剪报以及老照片，尽己所能还原出真实的历史与记忆。

令汤钊猷和张力奋都感慨的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意外找回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物件。比如，汤钊猷1961年编写的科教电影剧本《花开并蒂》、1962年显微血管外科放大眼镜等。其中，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汤钊猷花费6年时间写成而未出版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手稿。

张力奋形容其为“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医学科普著作”。汤钊猷却笑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二三十岁，在人生最有活力的年华，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我也没有胆量再来更新这本书了。”

汤钊猷常说自己一生就做成两件半事：第一件事是小肝癌研究，第二件事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做了一半的事是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

“汤医生人生最华丽的章节就是对肝癌的研究。”新书首发式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杨秉辉说。

他提到，上世纪60年代，全世界关于肝癌诊疗的研究都少之又少，在只能靠手摸确诊肝癌的年代，中山医院开启了针对肝癌的研究。汤钊猷团队首创甲胎蛋白动态分析作诊断，用于肝癌的早期筛查。1979年，汤钊猷从美国带回一笼裸鼠，在裸鼠身上建立人肝癌组织模型，用于肝癌定位诊断和肿瘤标记物研究。“对待科研，他孜孜以求、永不停歇、永无止境。”杨秉辉感慨，在两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汤钊猷身上，科研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马曾辰是汤钊猷的第一位研究生。他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手术记录本。“手写做记录的习惯，我从上世纪70年代保持到现在，这是受到汤医生的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也深感于汤钊猷对后辈的培养与关心，他回忆起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被汤医生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

因汤钊猷而走上肝癌研究之路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俭提到，汤钊猷院士“严谨进取、放眼世界、锲而不舍、振兴中华”的十六字箴言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是2023年启动的复旦上医“百年百人口述史”项目重要成果。“这本书记述了汤院士的成长史、奋斗史，书中字字句句，是一位大医的人生回望，映照出上海乃至中国现代肝胆医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对年轻一代医者的鼓舞和引领。”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此前虽也有《汤钊猷传》一书概括我的一生，但主要是‘骨架’，这本口述史可以说是‘有骨有肉’，且与已出版的传记没有太多重复。”汤钊猷说，相信《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的出版，“有助于读者从多个侧面了解我的人生，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到一些当年没有公开过的材料。”

“我很欣慰，汤医生的记忆留下来了。”张力奋说。

张力奋的书贴满各色标签。施晨露摄

原标题：《复旦教授张力奋：我可能是世界上问了汤钊猷院士最多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