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和政客不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调，通过渲染似是而非的说法令本国舆论和部分民众就此形成错误认知。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洪勇：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霍达：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科研处副处长

“产能利用率太低”？

洪勇

判断产能是否过剩，不能只看产能是否有余量。设备检修、订单波动、新产线爬坡、产品更新换代，都会使一部分产能暂时闲置。产能利用率不可能长期保持在100%，一定的产能余量是企业正常经营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

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有关，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国新办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进一步介绍，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工业整体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对74.4%该怎么看？首先要明确，产能利用率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固定“合格线”。各国工业结构不同，统计范围和核算方法也有差异。同一国家内，钢铁、汽车、芯片和光伏的生产周期、设备特征、市场半径也不相同。离开具体国情和行业特点，单凭一个数字给整个工业体系贴上“过剩”标签，很难成立。

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工业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通常在七成至八成区间波动。产能利用率低于100%，说明工业体系存在正常余量，不能直接等同于产品卖不出去，更不能直接推导出依靠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如果把所有未被即时利用的设备都认定为过剩，那么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长期存在“产能过剩”。这样的“标准”显然没有依据。

其次，更重要的是，判断中国产能状况不能只看总体数据，还要看内部结构。根据发布会披露的信息，2025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有关。这说明中国工业当前面对的主要是结构性、阶段性问题，而非整体性、持续性的供给严重超过需求。

这种分化不难理解。一个产业进入技术迭代期，老设备需要退出，新设备则需要提前建设。新产线从投产到稳定运行，也要经历爬坡过程。在新旧动能转换期间，局部行业的利用率会出现波动。企业投资增加、市场竞争加剧，有时也会带来价格下降和利润收窄。这些现象需要关注，并通过市场竞争、兼并重组、技术升级和行业治理进行调整，但不能因此把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归结为“产能过剩”。

产能利用率还揭示了当前相关指责中的一个逻辑问题。一些观点并不直接考察中国工厂的设备利用情况，而是把出口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上升和贸易顺差扩大作为“产能过剩”的证据。但出口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产能利用率才是观察生产能力使用状况的直接指标。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具有成本、质量或技术优势，得到国际市场认可，出口自然会增加。不能因为产品有竞争力、出口规模较大，就反推出其国内产能必然过剩。

美国生产的芯片约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欧盟在汽车、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也保持较大顺差。国际贸易本来就是各国依托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和交换。若“出口多”即可认定“产能过剩”，那么许多制造强国的优势产业都是产能过剩。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局部行业的阶段性调整不能代表工业整体。真正客观的讨论，应统一统计口径，区分国家和行业，结合产能利用率、市场需求、技术迭代及产业周期综合研判。离开这些基本条件，仅凭出口或市场份额给中国产业贴上“产能过剩”标签，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无助于解决全球发展与绿色转型面临的实际问题。

“补贴导致过剩”？

万喆

伴随中国以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在全球市场大放异彩，“中国的巨额补贴造成巨大产能过剩”的错误说法在西方舆论场时而出现。这一论调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过度简化，不仅曲解了产业政策的本意，更掩盖了全球供需失衡的真正根源。

“补贴致过剩”论调暗含一个假设：完全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会自动达至均衡。但这恰恰忽略了新能源产业的核心特质，即巨大的正外部性。传统化石能源的真实成本长期被低估，其造成的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社会成本并未计入价格，这是典型的负外部性。新能源的清洁技术具备减排、能源安全等正外部性，若完全交由短期价格信号主导，社会效益就无法得到充分回报，产业必然面临投资不足。因此，政策干预不是对优胜劣汰法则的违背，而是对全球碳定价体系失灵的必要矫正。

这并非中国独创的逻辑，而是国际社会长期共享的政策智慧。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自2000年起通过固定上网电价补贴，催生了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其培育的巨大需求拉动了全球光伏制造规模化，为光伏度电成本此后持续下降奠定了市场基础。日本上世纪70年代在半导体和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美国对页岩气长达数十年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都曾被质疑“扭曲市场”，但最终孵化出了革命性的能源和产业版图。 当下，欧盟通过“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放宽国家援助规则，各成员国对电池超级工厂的补贴竞相加码。这些政策恰恰说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步和追赶阶段，“政府之手”修补市场失灵是国际惯例。

判定产能是否过剩，最终裁决者应是市场。当前中国“新三样”的全球竞争力，并非仅源于补贴，而是一个集超大规模制造、完整供应链生态和技术快速迭代于一身的系统性优势。

在市场动态竞争中，适度的产能冗余也是推动技术迭代和应对需求波动的必要条件，这区别于结构性、长期的绝对过剩。以光伏为例，从市场格局看，我国光伏组件全球市占率超90%、动力电池全球出货占比突破70%，本质是规模化优势匹配全球绿色转型刚需，并非国内封闭市场的无效过剩。而且，全球市场需求远未触顶。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源2025》报告称，从2025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预计翻一番，其中近80%来自太阳能光伏占比；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年度需求将是2023年的十倍。

当前新能源领域局部、阶段性的供需失衡，根源不在供给端，而在需求端。全球许多地区受电网基础设施老化、化石能源利益集团游说以及人为贸易壁垒的限制，未能释放出与供给潜力相匹配的市场需求。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证是：2011年至2017年间，伴随德国等国逐步削减光伏补贴，全球光伏市场剧烈震荡，德国光伏巨头Q-Cells、SolarWorld等相继破产。当时欧美舆论纷纷指责中国“过度补贴、低价倾销”，然而此后数年，在市场机制的筛选下，光伏度电成本继续急剧下降，全球装机量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一历史段落深刻说明，补贴退坡后的产业整合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洗牌，而非“过剩”的铁证；真正的阻碍不在于供给太多，而在于各国释放绿色需求的政治意愿不足。

今天，部分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名对中国绿色产品加征关税，这恰恰是人为制造需求瓶颈。产业成长从来不是平稳上行的直线，而是在扩张、调整、升级中螺旋迭代。面向未来，对话的重点不应是诘难谁生产得多，而应是如何通过深入的国际合作，消除绿色贸易壁垒，共同激活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

“顺差大就是过剩”？

霍达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形成“产能过剩”的错误认知，主要原因在于不能以与时俱进的动态经济历史观，去看待全球经贸网络的格局演进。他们仍然按照传统简单方式，对全球各经济体在经贸网络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分类判断和考量。

中国自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贸易结构在不断加快升级。与“产能过剩”形成较大区别，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智能产品、创新产品出口动力强劲，企业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与合作伙伴较为活跃，呈现稳、新、活的特点。实际上，中国“出口多、顺差大”并不等于“产能过剩”。

第一，中国的出口增加主要来源于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尤其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加大了国际合作，以更高质量满足世界各国的民生经济需求。中国高质量经济建设逐渐呈现的贸易结构转型和全球服务领导力提升，正在加快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形成的产品出口和服务输出。

在传统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产品技术差异和生产效率水平成为区别各国生产能力向贸易体量转化的重要解释。而当前的经贸关系格局与国际分工体系，随着知识的加速流动和迭代，早已从传统的单一线性技术关系和追赶型分工，转化为多层次、嵌入式、动态性网状分工，在研发、生产、服务等多个环节已形成更加复杂和更加系统性的相互支撑和优势协同。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长期的努力和探索中所形成的技术经验、管理经验、市场经验，开始形成国内生产力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国内市场规模激励着产品提升核心技术，新兴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逐渐升级，更加丰富的品类、更加优质的性能、更加便捷的服务，正在逐渐重构新兴市场出口竞争力的内涵与外延。

第二，贸易顺差体现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经贸网络中形成双向互惠的效应。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储蓄投资结构及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等于国内供给超过有效需求的“产能过剩”。前者是宏观收支现象，后者是微观供需失衡状态。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正如商务部所强调的，中国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的贸易结构及经济政策调整，也助力全球开放经济创新发展。中国经济在全球南方与南北合作中所推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转型，早已超越粗放式的输出和增长方式。

第三，在贸易顺差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中国仍在持续构建双向开放的合作共赢平台。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而服务贸易、资本、金融账户仍有逆差。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资源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走出去”与“引进来”。消博会的“全球特色消费展区”、服贸会的“国别展区”等创新设置，已成为中国为全球开放经济搭建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

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人才链的同时，也在积极为全球经济的开放共赢和普惠创新作出贡献。从2024年起，宁夏冷凉蔬菜乘飞行航班销往迪拜市场，近20种蔬菜品种为迪拜的超市提供新鲜快捷的供应服务。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服务全球开放经济的能力。未来，中国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智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