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5日，“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重构”学术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聚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付长珍教授新著《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就中国伦理学的身份认同、知识体系建构与当代重构方法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付长珍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国希教授首先发言，他将这本书的意义放置在一个更宏阔的时代坐标中来理解。高教授首先从国家知识体系建构的战略层面切入。他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已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在此背景下，“学科核心概念是什么、原创性理论有哪些”这些问题变得格外紧迫，创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正是这一时代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探讨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首先要厘清时代性的精神建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个体独立性的兴起与主体性的确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第一阶段——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生下来便因血缘关系从属于家族，所做之事牵涉宗族荣辱，个体并非独立存在。而现代社会中，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消解，主体性的确立带来了观念、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原本服务于小农经济与熟人社会的伦理逻辑面临根本性挑战。
在此语境下，高教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作出了深入阐发。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特别重视人民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参与，使人在全面的社会关系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这与西方现代性因极端强调主体独立性而导致个人主义泛滥、精神贫乏的路径有着本质区别。
就《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一书，高教授认为它力图以分析哲学的方法把握关键概念，在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等前沿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话语表达，展现出伦理学知识体系当代重构的时代气象。《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是一部具有强烈时代性、致力于探索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前景的力作。该书在传赓续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展现出伦理学知识体系当代重构的时代气象，特别是在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等前沿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自成一体的伦理话语。
高国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先伍教授的发言则从方法论切入，他把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归结为四个字：“面向生活。”
吴教授指出，伦理学本源上是处于生活、应该也归于生活的。一方面，伦理学起源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问，其核心概念历史地从人们关于善的生活与有德性的生活的观点中沉淀而来；另一方面，伦理能够赋予生活以超越性，使人真正成为“万物之灵”，创造出有意义的社会现实。然而，从亚里士多德将纯粹思辨视为最高幸福，到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从抽象原则而非具体生活出发，西方哲学脱离生活化的趋势一以贯之，致使道德原则与具体道德情形之间的裂隙愈来愈大，这也是应用伦理学兴起的重要背景。
他认为，付长珍教授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紧紧抓住中国伦理“面向生活世界”的一贯特征。无论是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生活化道德实践，儒家礼乐文化对人伦日用的深度渗透，还是近代以降伦理学因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而生发的现实关切，抑或当代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向个人权利、人民福祉的世俗化转向，中国伦理传统始终未曾离开生活世界。这使《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为中国当代伦理学建构指出了富有隽永魅力的可能方向。
吴教授对书中关于劳动与情感的两个专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就劳动而言，他赞同付长珍教授对劳动内涵的丰富性梳理——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涵括智力劳动乃至审美性劳动，是人类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他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补充：援引列维纳斯的观点，劳动还具有建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伦理维度——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遭遇他者、走向他者，这一面向在付长珍教授的著作中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就情感而言，吴教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是自觉而自愿的，“自愿”甚至比“自觉”更为根本；儒家以孝悌作为仁之本，以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恰恰是对西方伦理学情感薄弱之处的重要补充。付长珍教授并非走向单纯情感主义，而是强调情与理的统一，从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出发，使劳动与情感都回归人真实的生命存在，这一思路极为重要。
吴先伍教授面对两位教授的发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付长珍教授作了系统回应，并进一步阐述了这本书背后更为深层的学术关切。
付长珍教授首先廓清了一个常被误解的立场。她指出，她所说的“中国伦理学”，既不是“of China”意义上的中国的伦理学，也不是“in China”意义上在中国的伦理学，而是要探问是否存在一种伦理学的新形态——“Chinese ethics”——它不以地缘意义为界定，而是要走出并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追问能否经由中国的经验与智慧，建构一种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伦理学形态。
这一学术志向的最直接契机，来自她与美国伦理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长达一年的学术交流。每周两次的讨论使她深切感受到，中国伦理学还没有写好，需要重写。这促使她于201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持推出“再写中国伦理学”专题，并开始系统探索构建“中国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路径。
在理论基石上，付长珍教授提出了她所要捍卫的一种知识类型——“knowing well-becoming”。这是一个动名词，展现了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它不只追问“应该怎样”，而是追问“什么是更好的可能性”，是知情意统一的伦理知识形态，与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经过辩护的真信念”或单纯的行动动力机制有所区别。这种伦理知识形态，需要建立在实践智慧的中国形态之上——这也正是她所理解的“中国伦理学”的实质内涵。
在方法论上，付长珍教授提出以“厚概念”作为核心方法，专注于发掘中国伦理传统中那些隐秘而关键的概念——不同于“仁义礼智信”这类显性概念，而是诸如“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心安”之“安”、“见犹未见”等概念，透视中国伦理学中深藏于生活实践的隐性信息。她认为，这样的概念真正来源于生活，能够指导生活，也能够回应智能时代文明的新挑战。
就中国式现代化与伦理学的关系，付长珍教授特别强调了“劳动”观念的核心地位。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工神圣”，到支撑民族国家觉醒与成长的历史实践，劳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都是中国人核心价值的基石。今天价值多元化之后，如何重新安顿劳动与资本、劳动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在数字劳动、情感劳动等新兴议题上提出中国的理论回应，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付长珍教授最终坦言，她有一种乐观主义：面对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办法总比问题多”。她希望以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视野，直面全球化、重大灾难与人工智能所揭示的人类共同生存境遇，让中国伦理学通过有效回应这些时代之问，自然而然地彰显其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
付长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海平教授在评议中对三位发言者作了学术梳理与评价。他指出，付长珍教授在2017年前后提出“中国伦理学应该重写”，是一个成熟学者敢于使用自身理性、作出独立学术判断的体现，正契合康德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就三位发言人的讨论，他概括为三个相互补充的维度：
其一，时代性定位维度——高国希教授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需求，阐明构建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紧迫性，以及新文化生命体诞生的历史意义；其二，方法论维度——吴先伍教授以“面向生活世界”为纲，具体阐发了劳动与情感作为两个核心议题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列维纳斯视角对劳动关系维度的补充，极具启发价值；其三，理论基石维度——付长珍教授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之变”，以“实践智慧”与“厚概念”为核心概念，勾勒出一条源自生活、指导生活、回到生活的综合实践路径，脉络清晰，方向明确。
田教授也坦诚指出，“超越古今中西”固然是高远的目标，但真正做到极为艰难，或许带有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色彩。然而，正是这种悲壮的追求，彰显了学术使命的可贵。
田海平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在点评中，对付长珍教授所展现出的“汇通以求超胜”的华东师大学术传统给予了充分肯定。吴新文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详细阐述了个体伦理的重构，不过对国家伦理的重构着墨不足。而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中最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
他指出，中国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是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形态——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西方的现代文明国家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国家理念于一炉，形成了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共同体形态。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承载着怎样的道德价值和共同体意蕴？其爱国主义既非岳飞式的“精忠报国“，也非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式爱国主义，因为它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最终消亡的历史维度。如何为这种独特的国家共同体建立相应的伦理理论，是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也关乎中国当下与未来的走向。
吴新文教授还有一些学者以书面形式参加了研讨。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翟奎凤教授以《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为切入点，探讨冯契先生富有中国哲学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德性自证理论。冯契的伦理思想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在于“凝道成德，显性弘道”，强调自觉与自愿统一，最终导向“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养成”。这一“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它不追求培养全智全能的圣人，而是强调平民性、创造性、个体性的特征。此种自由人格精神，应该说正是中国传统伦理学所亟需的。翟教授认为，付长珍教授的这一著作，基于冯契的伦理思想来展开进一步讨论和现代性思考，精准、系统地阐释了冯契的思想，清晰梳理了“德性自证”等理论，成功论证了冯契思想作为中国现代德性伦理学典范的价值，凸显了其会通中西、融合马哲的原创性与实践关怀，对冯契伦理思想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马克思主义学院戴兆国教授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讨当代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重建的理论与方法，是当前伦理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对这一问题作出积极的探索与回应。这一著作揭明中国伦理理论的自主性支撑了中国伦理话语的在场与出场，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要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话语转向。此外，该书对伦理学话语的实践表达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提出传统的“教化”应转向“濡化”，并引入了情的厚概念分析方法，以阐述情本体和情理不二的话语创新。他认为，《话语》的创作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关切，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应当成为我们未来关注的主题。
本次论坛通过多元视角的深度对话，从时代定位、理论框架与方法路径三个维度，对付长珍教授《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一书的学术意义进行了全方位呈现。围绕“什么是中国伦理学”、“如何做中国伦理学”这一核心问题，与会学者就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回归、劳动与情感的理论开掘、国家伦理的现代重建等议题展开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如何让伦理学真正扎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又能以普遍的哲学力量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建构——这一问题的探索仍在路上，而这正是中国伦理学最令人期待的未来所在。
据悉，“做中国伦理学”的学术论坛已召开数届，2018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论坛上，原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万俊人通过中国伦理学从“述”（述经典）到“学”（学“西学”）再到“做”（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学体系）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会议主题的内蕴及意义。2023年12月，在“做中国伦理学：观念与实践”学术论坛上，东南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樊和平指出，中国伦理话语系统的建构需要两步，一是通过几个话语支点建构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话语，二是建构话语生态以证成前者的合理性。他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伦理精神”的话语体系，而非“道德理性”的话语体系，继而论证了“伦理”话语优先性所具有的历史及理论合理性。他提出伦理道德的语言应该是“精神”而非“理性”，某种意义上良知理性即为精神。“伦理精神”的话语应以“伦理”为本位，彰显“精神”气质，形成“伦理”与“精神”的同一，展现出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世界精神相协调的“建构”文化的气派。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李萍指出，要真正把握“做中国伦理学”和“建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方向，需要对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和追问，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两面性展开深刻的批判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