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攀登巴黎塔，纵目倚栏杆。万里思乡国，茫茫天地宽。”这首“感慨甚深”的诗，竟出自“亚洲球王”李惠堂之手。

　　李惠堂勤于笔耕，有《足球》《球圃菜根集》《足球技术》等著作，译著有《足球经》，另有个人诗集《鲁卫吟草》（李惠堂号鲁卫）。

　　世界杯已经开幕。或因国足再度无缘世界杯，近来球迷们格外怀念李惠堂，“世界五大球王”“一生进1860个球”等说法再度风行。这些说法夸大了李惠堂的运动能力，却掩盖了他的另一面——爱国者、诗人和思想者。

　　李惠堂受尊重，不只因踢球好，更因他的情怀、胸襟与气度。《李惠堂评传》说：“凡是一个完美运动员所应有的精神他都有。以他的技术言，可以称‘足球之王’，以他的精神言，可以称‘足球之圣’。”（胡帝，《足球世界（上海）》1935年第1期）

　　谈论李惠堂，不应只追慕李惠堂的球技，而忽略他的精神境界。本文主要依据香港足球史学会欧阳逢康（笔名十一划生）的网文和《五华文史（第九辑）：球王李惠堂专辑》写成。

　 “球王”成功不靠绝技

　　1905年夏，李惠堂生于香港大坑村。李惠堂的母亲性宽厚，一次李惠堂为看球而逃学，被母亲鞭笞，事后她流泪不已，表示：非怜惜儿子，而是自惭，为什么用十二分精诚来教导子女，而子女仍不受教。

　　这番话让李惠堂“哭了一回又一回”，一生坚守“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李惠堂刚参加成年赛时“总有点懦惧，瑟缩不敢和对方争夺”，父亲骂他“没有勇气没中用”，母亲却鼓励：“到了场中，便要奋斗。”

　　李惠堂的幼子李炳德（也曾是职业球员，踢过亚洲杯外围赛等）认为，Kicker杂志（《踢球者》）选李惠堂入“世界五大球王”，不可能，当时信息欠发达，李惠堂1947年退役，岂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投他的票。

　　据欧阳逢康统计，李惠堂在香港，联赛、杯赛、友谊赛、义赛、表演赛等加起来只有198个进球，在上海与印尼约150个，代表国家队出访赛共213个，与传说中的1860个相差甚远，不足与贝利等比肩。

　　传说李惠堂射门力大，曾闷死守门员、射穿球网。前者李惠堂亲口否认过，后者因当时无尼龙网，绳网经风吹日晒，易弊坏，罗斗文、孙锦顺都曾射穿球网。至于李惠堂的卧地射门，被媒体吹嘘为领先全球的“绝技”，但李惠堂在自著的《足球基本技巧》一书中，曾批评非上策，因准度很低，且门前人多，易被踩伤。

　 有精神追求一直在学习

　　不靠绝技，成绩何来？李惠堂的答案是：“世间凡百事业，断无不学而成，即以余今日所得之微绩而言，亦皆幼年以达今日连绵不绝之艰苦奋斗，勤学不辍，潜心研究之佳果，全非天上赐予或侥幸所致者。”“时至今日，余尚孜孜不倦，常在学习中也。”

　　在《李惠堂评传》中，作者胡帝注意到李惠堂的精神品质——大度、有恒、公正、殷勤、纯洁。特别是“有恒”，“现在东华诸将最缺少这种精神”。

　　有天分者多，有精神高度者少。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惠堂便称足球为“国技”，立志：“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这份雪国耻、扬国威的“足球救国”理想，让李惠堂能承受更艰苦的训练，能力持续提高。

　　当时香港足球领先全国。1925年，李惠堂突然去了上海。因李浩如在五华乡下为李惠堂定了亲，逼其完婚。19岁的李惠堂遂与18岁的廖月英“私奔”。

　　李惠堂将香港足球的先进理念带到上海，改变了当地华人球队“爱踢高球、简单粗陋的踢法”。正逢“五卅运动”，李惠堂率队战胜洋人球队，让国人扬眉吐气。上海球迷称李惠堂“球怪”“怪脚”“一阵烟”（因他在10秒内跑完百码，即91.4米）等，1929年起，称他为“球王”。《上海足球》赞李惠堂“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

　　李惠堂写道：“我最近的希望是能率队周游各国，表现我国青年的精神；远一步的志愿，是能在世界足球场内夺归鳌头，使他人不敢轻视我国。”

　　当时中国足球队是亚洲足坛霸主，除首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外，连取9次冠军（其中一次与日本队并列冠军，李惠堂参加了3届），中国被称为“亚洲足球王国”。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队首轮即败，坊间多强调中国队为筹资，沿途比赛致体力下降，李惠堂却看到了差距：“他们（指西方球队）的练习是持之以恒，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十寒一曝的。”

　　1948年9月，李惠堂趁伦敦奥运会之机，去英国罗布雷城参加了足球教练训练课，他是该班唯一外国学生，亦是该校首位中国学生。

　　“三大目标”令人深思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日寇让李惠堂组织球队到长春，参加伪满洲国所谓“十周年庆”，汪伪“外交部长”禇民谊“宣传部长”林柏生联名电报催促，承诺事后派专机接他去南京任“体育部”副部长，李惠堂借口腿伤，予以拒绝。他对妻子廖月英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事更办不到。”

　　李惠堂让廖月英带孩子先去五华老家躲避，自己则随南华队到澳门比赛前突然失踪，辗转到五华。据欧阳逢康钩沉，李惠堂在五华组织了“老柴”（指老人）足球队，“推动当地体育运动的发展，亦为抗战募捐”。1943年，李惠堂独自去重庆，响应宋庆龄号召，和叶北华等加入“航建”足球队（班主即李大超），义赛138场，收入全部支援抗战，被授“少将参议”衔。

　　在抗战中，李惠堂坚持“足球救国”的理想，在家乡学校进行的演讲中表示：“我深信中国不会灭亡的……将来无论抗战或抗战完成后，要建设新中国，都要有高明的智慧学识，和伟大的体格精神，才能创立伟大的功业。”

　　抗战胜利后，40岁的李惠堂回香港继续踢球，1945-1946年赛季仅上场5次，进5球；1946-1947年赛季只上场1次。

　　退役后李惠堂当过教练、足球官员、足球解说员。作为教练员，李惠堂率队成绩辉煌，当时韩国队教练金智星称他是“亚洲不可多得的教练人才”。

　　李惠堂曾被对手恶意踢断过腿骨，也曾因比赛失利，被球迷追至家门口，一路谩骂，但在《球圃菜根集》中，李惠堂表示：“体育真谛，道德为本，技术为末。”他常告诫球员“不义之行，纵逃过他人眼帘，也逃不过昭昭天理，逃不过自己良心”。

　　60岁时，李惠堂以诗回望平生：“忧乐常关天下情，愧无建树以球鸣。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逢辰笑酌延龄酒，许共贤流致太平。”

　　李惠堂晚年患糖尿病（或与嗜可乐有关）、肾病、癌症等，1979年逝于香港，终年74岁。

　　李惠堂认为踢足球“有三个大目标”：第一是求人格的修养；第二是求高尚的娱乐；第三是求身心的锻炼。把足球看成提高个人素质、报效国家的方法。当现代足球越来越强调专业性、渐成一种谋生手段时，许多高素质人才基于风险评估，不愿进入，反而约束了足球发展，则李惠堂以足球育人、而非靠足球吃饭的想法，值得深思。

　　据北京晚报（作者：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