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漫天雪
在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为》中，有许多短章专题，在论述完经济学原理后，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流行的谬见予以解读。这些专题都精彩纷呈，表现了米塞斯对历史经纬信手拈来、并娴熟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重构的超凡能力。
例如在《干预价格结构》一章之后，有一个专题是《浅论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对罗马帝国衰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全新的经济学解读。
他讲道，罗马帝国本来是一个高度繁荣的经济体，帝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劳动分工和交换网络，城市与乡村之间互通有无，造福了国内所有民众。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后期，面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当局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实行了严苛的价格管制政策。
我们知道，价格管制将打击生产、刺激需求，人为制造短缺。它让生产粮食无利可图，粮食在城市变得高度稀缺。这时候，帝国会将这种短缺归罪于贪婪的商人和人们的奢靡，以转移矛盾和视线。
而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帝国当局的干预递增效应出现，开始对粮食消费实行配给制，实际上就是将粮食国有化，“凭票供应”。
紧接着，帝国要供养更多的官僚集团和军事集团，而增税在政治上风险极大，于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通货膨胀不但实现了财富的转移，扭曲了生产结构，而且造成价格飙升。然而另一边，又是严酷的价格管制，不准涨价。那么，这种价格管制越是被严格执行，物资就越是稀缺，人们就越是绝望，彻底消灭了粮食的集约化生产和交换。
人们由此纷纷逃离城市，转移到乡村，高度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瓦解，变成了自给自足的落后经济模式，只为自己生产，并开始手搓各种手工制品。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当粮食生产下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与城市的工业品交换，于是城市工业也急速衰落。
就这样，整个帝国的经济崩溃了，由此它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也崩溃了。
米塞斯总结道：这个了不起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沦于消亡，原因在于它没有调整道德律和法律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个社会秩序，如果它正常运作所要求的那些行为遭到道德标准排斥，被该国法律宣布为非法，并且遭到法庭和警察机关当作罪犯起诉和拘捕，那么注定消亡。
导致罗马帝国衰落和罗马文明腐朽的原因，是这个经济相互关联网的崩溃，而不是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些外来侵略者只不过利用帝国内部衰弱所提供的机会罢了。
历史不会说话，历史需要一种理论代言。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历史。理论在逻辑和时序上都先于历史而存在。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他的武器库中没有经济学这个终极武器，他所记述的历史要么是帝王家书，要么就是政治宣传。
这就是经济学的解释力。
最近读查尔斯·亚当斯的专著《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进一步补全了米塞斯白描式寥寥数语勾勒出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通过大量历史考证，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丰富了历史图景，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亚当斯是米塞斯学院的兼职研究员。他从税收切入，解读历史，把历史重构为一场统治阶层想方设法掠夺民众财富，民众不断反抗税收的进程。他严厉谴责横征暴敛和“包税人”制度，开宗明义地把税收比作抢劫。他的整个观点都是非常自由化的。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我总结他的书中主要论述了以下原因，都是对米塞斯的简略论述的有益补充：
1、税收压迫。
在奥古斯都和“七个好皇帝”期间，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低税制度。他们开征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遗产税，税率为5%，但是只要把遗产留给自己的配偶和子女，那就免税或者更低的税率。这有利于家庭财产关系的传承和维护家庭亲情纽带，促进了资本积累。
到公元2世纪，罗马最后一个好皇帝是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国库空虚时，他没有增加税收，而是拍卖自己的私人财富支付政府运转费用。他选派顾问去各省说服当地要少花钱、少征税。他与多瑙河沿岸部落缔结和平条约，授予他们免于缴纳罗马税收的特权。马尔库斯接受了“野蛮人”的请求：税收是对他们自由的公然侵犯。
当士兵想要额外的报酬时，他做出了著名的回答：你所得到的超过通常标准的任何报酬，都不过是从你的父母和亲戚那里压榨的血汗钱。
到了3世纪，戴里克先上台，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彻底扭转了罗马帝国的低税模式。
他采取野蛮而武断的土地税模式，按照土地的"轭”来定税，分一二三级。一轭是12.5英亩一级土地，25英亩二级土地，37.5英亩三级土地。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土地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完全是帝国官员根据要花多少钱而定。
这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政府预算”：罗马行政官员每年提交未来一年的税收总需求，总需求将平均分配到帝国的税收单位上。
没有人会知道他应当缴纳的税款是多少。对于国家而言，执行变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税款必须征收，否则士兵就叛乱，随之抢劫农民。于是戴里克先下令，逃税者死刑，收不上来这么多预算内的税收的征税官员，也是死刑！
巨大的税收核定工作量产生了可怕的官僚机构，税务官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纳税人。为了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税收成倍增加。
人们纷纷抛荒土地，逃离到北方蛮族和君士坦丁堡。戴里克先于是又下令，实行连坐制度，一旦土地荒芜，这些土地应当缴纳的税款会转移到临近的农民头上。这就是逼得人们革命。
这种征税模式也形成了罗马的等级制度和身份固化。农民只有呆在现在居住的地方，才能征收土地税，否则戴里克先的税收制度无法运转，千年自由迁徙的罗马传统消灭，子女都被固定在土地上，身份被固定了，农奴永远是农奴，补鞋匠的后代只能永远补鞋，儿子只能娶补鞋匠的女儿。罗马经济彻底奴隶化。社会等级固化，劳动分工瓦解。
作者特别擅长冷幽默和借古讽今。他说，与我们今天的税法相比，戴里克先的制度是简单的。戴里克先的目标是挽救罗马帝国，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挽救罗马帝国，而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投入监狱是否值得？
康斯坦丁上任后，废除了不交税的死刑命令，只是使用皮鞭、拷问台和监禁。监禁，最初就是用于强制执行商业领域的所得税的。这在当时是很人性化的手段，因为戴里克先使用的是死刑。基督教的殉道者这一时期很多被执行死刑，可能主要不是由于宗教，而是由于税收犯罪。
最近，因税收而灭亡的理论在很多学者那里已经不流行了，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重税的忍受力越来越强了。当我们设计税收立法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那是我们正在写自己的讣告。
2、超级通胀。
罗马帝国的崩溃于三世纪到来，罗马政府实行加速货币贬值政策，罗马金银币已经变得毫无价值。截止到塞普提米乌斯时期，公元210年，罗马银币含量是之前纯银币的50%，60年后，含银量是之前的5%。价格飙升。公元200年，一蒲式耳小麦价格是10迪纳里（denarii），70年后，是200迪纳里，公元344年，达到了200万迪纳里。
这可以与1923年的德国大通胀，以及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指券，还有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相媲美”。
超级通胀把人民的财富掠夺一空，整个帝国的经济秩序崩溃，人们开始逃离到真实商品，也就是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帝国有多么流氓呢？他们自己的收税官，也已经不要本国的通货了，而是要要用政府需要的任何实物来缴纳，以及直接实行强制劳役。
这时候帝国已经收不上来税了，因此又开始了向各省的摊派和军事征用。最初，罗马将军获胜，各地要赠送金做的皇冠为贺礼。凯撒有一次曾收到2992个皇冠，重达22414磅，融化成带恺撒头像的金币。现在，当皇帝需要的时候，金皇冠变成了强制义务，每年1600磅，帝国各个城市上贡，谁收不上来，还是死刑。同时，打仗需要什么，就到当地百姓那里抢什么。
作者评论道：罗马公民失去了自由，不是因为外族，而是因为那个声称要保护自己的政府。
3、价格管制。
戴里克先实行了最严酷的价格管制措施，以军事手段下令控制物价上涨，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凡是涨价超过自己规定的标准的，一律死刑。
这里与米塞斯的论述一模一样，不再赘述。
可是戴里克先控制住物价了吗？
当然没有。物价一直在飞涨，价格管制的结果是，物资从市场完全消失，所有人都买不到任何东西了，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对物价下命令，就如同克努特国王向潮汐下命令般荒诞而颟顸；管制物价就如同人发烧了，所以去管住体温计。
所以，经济学铁律是对那些致命自负、狂妄自大的统治者的无情挑战。他们不喜欢经济学家，他们越是心里觉得经济学家说的是对的，就越是仇恨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4、土地兼并。
以轭征税的野蛮方法，让大量民众逃离，土地抛荒。但是离开自己的土地，总是充满风险和巨大的机会成本，而那些仍然拥有土地的人，还要被连坐。
于是，更多留下来的人采取了一种办法，他们将土地转移给最近的军事首领或者大地主，由土地所有者沦落为佃农。其目的是为了免除纳税义务。因为这些大人物拥有足够的手段和资金，来对付罗马征税官；他们可以通过贿赂来规避税收，可以通过元老院的游说争取免税权利；他们还可以缴纳农民的欠税，来合法地获得这块土地。
由此，地主变成了中世纪的庄园领主。
人们对历史上的土地兼并总是充满愤慨，认为这是地主剥削压迫民众，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可是只要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就会知道，那些放弃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是在帝国的压迫下做出的边际上最不坏的选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缴纳给领土的租金要远远低于帝国的税收，并且由此获得了领主的保护，生活得到了改善。
农民有理性，会计算，他们清楚，成为税收奴隶要比成为家财奴隶悲惨得多。
在指责那些地主的时候，人们忘记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对他们压迫最深的当局。
5、破坏地方分权。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帝国即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工作，拥有臣民的信息，据以计算税基。
但是，奥古斯都的人口普查，以及由此核定的税收，并不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而是地方分权。拥有基础信息，是为了为每个城市核定更加合适的税收，并将征税权留给地方管理。它带来的结果，是低税、地方自治和人民的用脚投票。
到了戴里克先时代，一切实行国家集权、提高税率、军事化、国家化、民族化，并且被这种高度计划经济模式施行到全国，并“永久”固定。
大量的财政供养人员，让税收不断增加，戴里克先就按照人口普查结果直接摊派。不断的通胀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政变不断发生，在公元3世纪，一个罗马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为3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皇帝们纷纷供养更多士兵，开出更高的工资，士兵们则把自己的忠诚出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帝国的财政由此走向崩溃。
查尔斯·亚当斯精彩地分析道：地方分权是罗马和平成功和长久不衰的关键因素。同样，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困境中还能幸存这么长时间，也是由于城市的力量。地方分权把帝国的力量转移到城市，当中央政府进入混乱状态，帝国大部分地方人民的福利并未受到影响。
作者还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他写道：康斯坦丁成为基督徒后，增加黄金供应，掠夺了帝国内所有非基督教寺庙中的黄金。铸造成金币，规定了罗马黄金标准。从那时起，黄金就成为所有合理财政制度的基础。尽管现代政府持有相反的观点。所有瑞士法郎都由固定比例的黄金来支持，这种做法受到了位于伦敦、渥太华、华盛顿的精力充沛的财政神童的嘲笑，但是在世界上的投资者和银行家眼中，黄金永远是合理通货的基础。
罗马帝国就是这样陨落的。自由，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就是免于纳税的自由。自由女神出现在美国的硬币上，以及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并不仅仅是来自法国哥特人的礼物，而是一个来自罗马的概念。476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没有人怀念罗马，要求恢复罗马帝国。人民不再关心它能否生存下去，永恒之城首先已经不存在于它的人民心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