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刘玉洁
“高原缺的不只是医生和设备，还有被看见、被守护的希望。”
北京市隆福医院眼科主任 李琦
平均海拔4300米的西藏当雄县，纳木措湖水湛蓝。草原上，5岁的洛桑白姆迎着风奔跑，笑声清亮。她抬着头，一双眼睛明亮灵动。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个孩子还因为右眼失明，常年低着头，不敢看人。
改变，从一位远道而来的医生开始。
“我连续好几年报名援藏，就等着能去当雄。”北京市隆福医院眼科主任李琦说。2008年进藏旅游时，她就关注到当地的眼科诊疗问题。“当地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白内障高发，但一些县连独立眼科都没有。”2024年7月，作为东城区第十批第三期援藏医疗队队长，李琦踏上了这片高原。
奔赴当雄前，李琦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那年李琦的孩子正处在小升初关键期，学习压力陡增；母亲又不慎摔断髋关节，家里正是需要她的时候。“我跟家人说，那边非常需要眼科医生，我的专业能真切帮到当地人。”李琦的坚持，换来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当雄的确非常需要眼科医生。当雄县人民医院没有独立眼科，只有五官科合并诊疗，口腔科医生兼职处理简单眼疾，能做的只是开点消炎眼药水。没有设备，没有专科医生，连完整的诊疗流程都谈不上。
“几乎是从零开始。”李琦说。
她很快进入状态。申请设备、梳理流程、规范门诊……工作一项项往前推进。裂隙灯、手术显微镜等基础设备陆续到位。她又从最细处入手：当地电子病历系统无法长期保存，她就自己做纸质档案，按复查时间分类归档；牧区交通不便，她就带着设备下乡，设备上不去的地方，她就用手电筒做最基础的筛查。“条件差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把事情做好。”她说。
2024年9月，小洛桑走进了她的诊室。
这个5岁的女孩因结膜炎延误治疗，右眼角膜穿孔、眼球内容物脱出，彻底失明。因为眼睛异样，小洛桑总是低着头，缩在家人怀里，连幼儿园都没上。“孩子特别懂事，检查时全程配合，却不敢抬头看我一眼，我当时心里特别酸。”李琦至今难忘初见时的场景。
作为医生，李琦很清楚，这样的外观缺陷，会给孩子带来长期的心理阴影。她很快给出判断：需要进行眼球摘除和义眼植入手术，恢复外观。
问题也随之而来。当地做不了手术，只能去北京，可对这个家庭来说，“去北京”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路费、住宿费、两次手术的费用，加起来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再加上语言不通、对全麻手术的恐惧，家属几次明确表示拒绝。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一辈子不敢抬头。”李琦没有放弃。她一次次走进小洛桑家，蹲下来和家人耐心沟通，用最直白的话讲清手术的意义：“做了手术，她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她主动向援藏领队汇报，联动民政部门、慈善机构，历时近两个月，筹齐两次手术、往返交通、住宿的全部费用。为打消家属顾虑，她又联系北京协和医院专家远程会诊，敲定最安全的手术方案。终于，小洛桑一家同意赴京。
2025年1月，小洛桑第一次坐上飞机，跨越千里来到北京。李琦趁着高原假，专程到医院看望，带去女儿精心准备的彩笔、绘本和毛绒玩具。两次手术圆满成功。装上义眼的小洛桑，双眼看起来毫无差别，终于敢抬头看人。回到当雄，小洛桑的奶奶流着泪说：“是北京的医生，让我们的小精灵回来了。”
小洛桑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草原上生根发芽。周边县的眼疾患者纷纷慕名而来，越来越多家庭看到了希望。但李琦心里想，这还远远不够。
在高原的一年，她逐渐意识到，比“治好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改变当地的就医习惯。很多患者拖到晚期才来，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健康意识薄弱，是更深层的原因。
于是，她把更多精力放在“走出去”。乡镇卫生院、牧区帐篷、寺庙、学校，她一处处跑，告诉牧民哪些症状需要尽早就医，教孩子们基本的卫生习惯，也为基层医生开展慢病管理培训。
与此同时，她还做了另一件影响更长远的事——培养人。
医院为她安排了年轻的藏族医生洛桑尊追。对方从未接触过眼科，一切都从头学起。如何使用裂隙灯，如何询问病史，如何书写规范病历，如何配合手术……她一点点带。每当这个腼腆害羞的徒弟怕做错、不敢上手时，她便轻声鼓励：“别怕，有我保证病人安全，你大胆学。”
一年下来，这名年轻医生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常规检查和部分手术操作，成为当雄县第一位本土眼科骨干。
2025年7月，李琦结束援藏任务。离开不久，她又主动申请重返当雄，为提前筛查好的20多名患者集中手术，成功开展了当雄县首例多焦点人工晶体白内障手术。
术后第二天复查，一位60多岁的牧民摘下纱布，先看远处，又低头盯着手里的药盒，忽然拿起笔，在上面一笔一画写字。他不会说太多汉语，只能用这最朴素的方式，一遍遍告诉李琦：他能看见了，远的能看，近的也能看了。看着老人笔下歪扭却有力的字迹，李琦明白，这是高原牧民最真挚的表达，也是对这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最珍贵的回应。
“高原缺的不只是医生和设备，还有被看见、被守护的希望。”李琦说。从无到有，从0到1，一间眼科诊室、一套逐渐完善的流程、一名可以接续的本土医生，一点点在高原落地生根。更重要的是，一些观念正在悄然改变——有人开始更早走进医院，有人开始相信“可以被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