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任健峰 栾玉博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有着共商共治的基因，具体表现为先秦时期的“共和”理念、“共治”传统和“商量”精神。

　　“共和”理念

　　“共和”理念最早见于西周“周召共和”事件。据《史记》载，周厉王暴政引发国都民众反抗，致其被迫出奔彘地。此后，由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摄政，又称“共和行政”。是年为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周召共和”呈现的最直观的政治形态，是在王权缺位的情况下，由周公、召公两位重臣共同执掌朝政。这种“二相行政”的模式，打破了君主一人独断的常规，开创了贵族内部多元共和的政治格局。它意味着最高权力的运行可以不再是单极的、私密的，而是可以由多种力量代表共同参与、集体决策。自秦汉以降，伴随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确立与强化，“共和”理念虽广为流传，然于现实政治中则鲜有实践。

　　虽然，中国传统的“共和”实践只是偶然事件，但也正因如此，对于历来抱持“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中国人来讲，这种昙花一现的瞬间就成为弥足珍贵的政治记忆。虽然它与现代共和政治不可等量齐观，但毕竟上演了由多方力量合作、共同组织政权的古典范本，也为近代以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共和提供了传统的思想跳板。

　　“共治”传统

　　“共治”传统可追溯至先秦诸子时代。孟子曾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意指若国君与巨室（包括诸侯、士大夫等）共同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将变得相对容易。自先秦以来，“共治”逐渐在天下传播，并在汉代被士大夫广泛接受，至唐宋时期，“共治”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汉宣帝曾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列传》）；唐代陈子昂在《论牧宰疏》中亦有论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由此可见，“共治”传统强调国君与诸侯、贵族、大臣、百官、贤能、士大夫等共同治理国家，这在历代王朝治理中得到广泛实践。

　　当然，“共治”的核心是国君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可即便与士大夫的“共治”，也只是纵向的、被动的、服从的，本质上是对君主治理国家的辅助和延伸，是君主无力独自一人治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是，这种不断纵向延伸的“共治”提供了反对君主“独裁”的传统思想资源。

　　“商量”精神

　　“商量”精神源于先秦。《尚书·洪范》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此段所陈述的是周武王克商后，向商纣王叔父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遂向武王传授必须谨遵的九条治国大法，即“洪范九畴”。“商量”便是其中一条。古人对“商量”理念高度重视，我国古代也构建了完备的“商量”制度体系，包括朝议、谏议、咨议、清议、乡议等。

　　同样，古代政治中的“商量”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咨询”，或自下而上的“评议”，是拾遗补阙保障君权之意，所谓的“谋及庶人”更是象征性的征询。但是，这种重视“商量”的政治精神、崇尚兼听则明的政治智慧、谋及众人的制度理念为近现代以来的协商建国、设计政党制度、推进民主建设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