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在六畜中,马居首位,在传统文化中,马的象征意义也多是正面形象。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四千年前的黄河上游甘肃地区已经出现了驯化的家马。在此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马已成为人类行旅代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在丙午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根据考古出土材料,来讲一讲与马相关的故事。

　　□刘文涛

马尾巴的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与马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仅仅从影视作品中见到骑马驰骋或金戈铁马的场景。在先秦时期,马不光是交通运输工具,马匹的多少也代表着国力与国防力量的强弱。文献记载的“千乘之国”,也不是简单千辆车与千匹马的组合,而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体现。当时以四马一车为一乘,驾车的四匹马,中间两匹称“两服”,左右的两匹称“两骖”。《诗经·郑风》中有“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的诗句。意思是驾车的中间两匹服马抬起头,两侧的骖马比服马稍后,排列如雁飞之行列。从诗句中也能反映出当时四匹马拉车的组合位置。这四匹马合称“驷”,成语中“驷马难追”的“驷”就源自这里。

　　山东在先秦时期古国很多,能达到千乘国力的诸侯国也有。高等级贵族死后采用车马陪葬的制度盛行当时。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级别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车马坑是滨州邹平市东安遗址出土的一号车马坑。出土一辆车,四匹马,配备四个銮铃,四副马冠,正是一乘。每匹马身上都精心配备了青铜马冑、马镳、马衔、络饰、胸辔饰,马尾上有精美的海贝装饰。上面提到的出土文物中,銮铃是西周时期马车上的必备器物,由铃球、铃颈、銎座组成,它通常安装在车辕或衡木部位,当车马行进时,铃球碰撞铃腔发声,声效类似鸾鸟鸣叫,用以警示行人并安抚马匹,具有装饰性与实用性双重作用。衔和镳是连在一起配套使用,衔在马口中,镳在口外,口两边一边一个。镳的末端与牵马的缰绳相连,目的是控制马行进中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马嚼子”。

　　当时的战马在作战前,都要把尾巴打个结。这是因为马在战场上快速飞奔时,如果尾巴散乱,到处乱飘,会经常缠绕住其他东西。马尾巴扬起时也会影响战车里作战人员的视线,耽误战机。但马尾巴又有实际作用,不能剪掉,因此在上阵前,都要把马尾打结。《左传》中记载的齐晋鞍之战,就是因为站前没有把马尾巴打结,而酿成了大祸。事情是这样的: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晋景公派郤克率八百乘兵力联合鲁军追击齐师。六月十七日,双方在鞍地(今济南黄冈、北马鞍山一带)决战。齐顷公轻敌冒进,晋军主帅郤克虽中箭负伤仍坚持击鼓指挥,晋军士气大振,齐军崩溃,仓皇东逃,晋军穷追不舍,从现在济南北边黄冈跑到东边华山,围着华山转了好几圈就是不算完。给齐侯驾车的逢丑父和齐侯换了位置,以便在不能逃脱时蒙骗晋军。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齐侯的车子快到华泉的时候,两旁的骖马尾巴又被树枝挂住了,齐侯的“司机”逄丑父因手臂有伤,不能下来推车,被晋军的韩厥赶到车前,想俘虏齐侯,因之前逄丑父与齐侯调换了位置,把逄丑父当成齐侯俘虏了。结局当然是齐国败了,齐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因素很多,但在逃跑时,骖马尾巴没打结被树枝挂住导致车不能行,无疑是致命的。

　　再返回来看看出土的文物。1978年平阴县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立马,浑身浑圆劲健,身上还饰有云纹,但看看马尾巴,却是打了结。济南章丘危山出土的西汉兵马俑中,陶马的尾巴也是打了结。我们熟知的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马首高昂,嘶鸣仿佛穿透青铜；躯干饱满,肌肉线条在静默中蓄积着力量；马尾扬起,如旌旗飘拂,扬起的马尾也是打结的。马尾打结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唐代还见诸文物,著名的唐太宗陵前昭陵六骏,也都是束结马尾。

马政改革

　　前面提到的驷马战车虽然称雄于先秦时期,但它本身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首先是车体笨重,容易损坏。同时驾御困难,御者靠双手执六辔,要靠专门训练。战场也只能选择在空旷平坦的原野才能开展,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笨重的战车就无用武之地了。在战斗中,也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俘获的事例。到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弩的使用,也对战车极为不利。加之新兴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战车日趋衰落。当年赵国的赵武灵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才有了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

　　到了秦汉时期,骑兵的作战时效性和机动进攻转移速度已经明显凸显。单辕驷马战车彻底失去先秦时期作为军队主力兵种的地位,最终遭淘汰,退出战争舞台。但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一直以农耕为主,他们并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从小就进行骑行训练,其骑射水平当时是低于北方游牧部落的骑兵。这种改观从秦汉开始,到魏晋十六国时期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改变这种局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当时的马政,二是新马具的发明改良。

　　先说马政。西汉初期马匹短缺,加之中原马匹在体型和速度上难敌北方游牧部族的战马。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朝廷致力于马政建设,推动养马业的繁荣。汉高祖时建立了严格的马匹牧养和管理制度,吕后时期更是禁止母马流出,以保护国家军事资源。汉文帝时期,晁错建议通过“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以减轻国家养马负担,通过免役政策推动民间养马之风复苏。汉景帝时期,实行了“马弩关”规定,限制马匹规格,扩大边境牧马苑,进一步扩大军马资源。到汉武帝时,一个宏伟的战略得以推行:不仅要击退匈奴,更要主动打通西域,引入良种名马,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张骞“凿空西域”,河西四郡相继设立。汉武帝听闻大宛有汗血宝马,不惜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远征,终得宝马三千。这些来自西域的马,蹄质坚硬耐磨、体型高大,更善走平稳的“对侧步”,是装备重甲骑兵的理想选择。通过引入西域良种,在河西走廊的草场上,与本土蒙古马杂交,培育出了新的良种名驹。

马鞍与马镫

　　新马具的发明改良主要是指马鞍与马镫。大家都知道,马背呈“两面坡”,尤其是马在奔跑或跳跃时,人骑在上面稳定都很难保持,就不用说再挥动武器或射箭了。所以骑马离不开鞍具,鞍具是否完备,直接影响骑马人的舒适度和持久性。最初并无鞍具,骑手直接骑在马的裸背上。应该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皮质或其他材质的坐垫或软鞍。软鞍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骑手胯部与马背的摩擦,为骑手提供了些许缓冲。两汉时期,这一类型的马鞍被继续使用,2006年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中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马背上绘一块红边白地的毯状物,在其上放置软鞍,并通过一根红色腹带固定。到了东汉末至三国初期,开始出现高桥马鞍。高桥鞍除了能给人稳定的依托,还能减轻马匹不适。这种马鞍骨架结构包括前、后鞍桥以及两块鞍座板,均为木质。鞍下与马背接触面还有一层软垫,这就是鞯。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描述木兰替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说明在北朝时期,鞍鞯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

　　马镫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人甚至说马镫的发明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在没有马镫的时候,骑马是一件苦差事,当快马疾驰时,骑手坐在马上,脚是悬空的,只能双脚夹紧马身,并用手紧抓缰绳,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大约在汉魏时期,开始出现了原始马镫。马镫和马鞍是相辅相成的,有了马鞍,从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条,下端结成圈形套扣,作为上马时蹬踏之用。因只有一只,又谓之“单镫”。单镫的出现改变了此前上马时需要按住马背一跃而上的方式,但单镫还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从考古发现来看,江苏南京东吴丁奉墓和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中出土骑兵俑还都是塑着单镫。到了十六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双镫。考古发现的青州体育场墓葬、北票冯素弗墓等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双镫。青州体育场墓葬出土的马镫是铜铸,镫柄上部有一小孔,小孔以下依次錾刻有三角纹、龙纹,镫环上錾刻一周忍冬纹。冯素弗墓出土的双镫是用桑枝揉木为镫后外包鎏金铜片。由单镫发展成一边一镫,从而进一步解放出骑手的双手,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冲、刺、劈、击,大大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马镫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对骑兵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戏与舞马表演

　　古代的马在人类社会中承担着不可缺少的功用。驾驭马车的技能练习在周代已上升到贵族层面。当时贵族教育六艺中的御,就是驾驭马车的技能。东周时期盛行的大田之礼,是以田猎形式进行军事演习,兼具军事检阅与法律制定功能,驾马的演习表演必不可少,也促进了马戏的诞生。到了汉代,随着马匹需求扩大,与之相应的马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表演为目的的马术运动——马戏也经常出现在杂技表演和娱乐活动中。从考古发现来看,最精彩的莫过于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中的马戏表演。表演者在两匹四蹄腾空、飞奔相向的骏马上,一人站立在马背,手挥长鞭,另一人在马背上呈倒立状态,手里还拿着兵器,显得精彩而又刺激。

　　唐代承袭汉代传统,注重培育良马,供军事之需。同时社会开放,歌舞盛行,舞马这一娱乐形式在唐代风靡一时。唐玄宗时期每逢千秋节庆典,数百匹身披锦绣、佩戴金银饰物的舞马随《倾杯乐》起舞,完成衔杯跪拜、登床旋转等高难度动作,形成“舞马衔杯祝寿”的经典场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此景,曾创作过流传千载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壶腹两侧各錾刻一匹鎏金舞马,马匹后腿屈坐、前腿直立,鬃毛披散颈部系飘带,口衔酒杯呈跪拜姿态,极尽生动奢华之美。从唐代舞马表演到今天仍在延续的马术表演,都向世人展示着人类对马文化的推崇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