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坐拥听箫楼——隋唐五代文苑杂谭》是扬州大学顾农教授的一部文学史随笔集，从隋炀帝谈到《花间集》。而以唐诗为重点，涉及王绩、上官婉儿、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王维、王之涣、高适、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李贺、李商隐以及若干知名度不甚高的诗人，谈他们生平作品中有疑点有趣味的问题，多有新见。文字通俗流畅。书中涉及一些唐人文章的名篇和传奇小说，也保持其要言不烦、讲究兴味的风格。

《坐拥听箫楼——隋唐五代文苑杂谭》，顾 农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后记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有四大题材：民生政治、风景静物、历史人物、友情爱情，唐诗中这四个方面都有大量的作品，名篇很多，杜甫道德高尚，忧国忧民，关于民生政治的杰作尤多，于是成了“诗圣”，只写后三项，水平再高，也成不了“圣”。其他几种题材杜甫也写，水平同样很高。主流搞好了，又能兼及其余，这是“大家”气象；如果主旋律不强，其他方面再好，最多也只能称为“名家”；而如果仅以大写爱情著称，则可能被正人君子瞧不起，甚至要挨批评。此前在萧梁时代，以太子萧纲为首的一批宫体诗人虽然在艺术上多有探索和贡献，但后来的评价始终不佳，根子就在这里。

隋炀帝杨广中年以后也多写宫体诗，同样挨批，可是晚唐五代的词人几乎全是大写爱情以至于艳情的，倒并不怎么挨批，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萧纲、杨广那么高，他们的那些小词原是为应歌而作，安排歌女们在酒会上唱唱的。家妓或商业性歌妓们的演出无非是提供娱乐，本无所谓大雅，如果让她们忽然大唱忧国忧民的高调，倒反而显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后来就把曲子词称为“诗余”，安排这种样式老老实实地呆在文学和音乐的边缘；古人又一再强调“诗庄词媚”，不让小词有什么力度。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说：“无论关注何种主题，词往往偏重于情感方面，或是偏重于感知身边事物。词中常用的语言，通常被描述为‘女性化’或曰‘阴柔’，相应地，其呈现模式也以幽微、精致的美学风格为中心。这样一来，在思考词、诗之间的异同时，‘诗庄词媚’成了习惯性的说法。”“甚至当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人形式之后，它还一直以自己的商人阶级出身、因精英对它的‘市井气’的认知而苦苦挣扎。当时常用来指称这一形式的几种贬义词，如‘小词’、‘诗余’，也证明了这一挥之不去的偏见。”（《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册，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86-487页）。历来的偏见一方面使得词的地位不甚高，同时也让它无须承担多少社会责任。人们常常看到，同一位作者写词时的心理状态同写诗时往往不同，典型的例子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他的诗文都是比较严肃的，而小词则相当风流潇洒，不大像个大雅君子的样子，以致曾经被误以为不是他的作品。曾慥《乐府雅词·序》说，欧公不可能写那种低俗的小曲，“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至今也还有学者采信诸如此类的看法。这其实乃是隔膜之论，浦江清先生说得好：“在欧阳修当时，晏殊以刚峻见称，但词极柔弱纤媚；司马光和寇准那么耿介，他们的词也婉约而澹远。欧阳修写作这样的词自是不足为怪的。”（《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北宋文坛上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差别大可注意。当时《花间集》的影响如日中天，词坛上的气氛非常轻松。

最近收拾隋唐五代这一段文学的旧时杂稿，始于杨广，终于《花间》，文章和小说方面的札记随笔也有一点，而其大宗则是谈论诗词的，其间不禁浮想联翩，有些小感慨就顺手记在这里。后记的写法可以自由一点。《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摇身一变，化为一座庙宇，把尾巴变作一根旗杆安插于庙后，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正规的庙从来未见有这样来安排的。

我初步将手头这些旧稿选编为一叠的时候，恰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老朋友前来约稿，于是将这些存稿进一步收拾一番，且惊且喜地捧出来请他们并通过他们转请读者批评指教。唐朝的诗人大约有一小半是河南人，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一流人物更全都是河南老乡，拙著荣幸地能在河南面世，这是何等的缘分和机遇！

原标题：《坐拥听箫楼：从隋炀帝到《花间集》》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顾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