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日，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一石激起千层浪，吴石、陈宝仓等烈士为了国家最高利益而一去不回、英勇牺牲的事迹引起了各方关注。吴石、陈宝仓的地下活动与民革相关，民革中央珍藏的数十份档案资料，记载了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牺牲前后民革开展的工作。这批档案资料，将烈士们的功绩载诸史册，让荣耀光照后世。

多方搜寻信息 还原历史真相

民革创始人大多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早在民革酝酿成立过程中，就已经开展了军事策反工作。1946年初，李济深与冯玉祥、张澜、龙云、朱蕴山、陈铭枢、蒋光鼐、刘文辉、余心清、李一平等在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楼上秘密聚会。李济深介绍了抗战后期桂林失守后，回到梧州老家开展敌后斗争的做法，他说：“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去打倒他。革命工作要从多方面发动，把各方面的群众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现在反蒋的力量很多，处处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要求，谁也阻挡不了。我想，只要我们去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会上决定开展军事策反工作，以达到尽快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军事策反小组秘密成立，由冯玉祥任组长，李济深及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5人为组员。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宣告成立。在1月4日的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成立了军事小组。由李济深主席兼任组长，组员有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由于军事小组工作的特殊性，即使在民革中央内部来说，也是秘密的。李济深认为，军事小组不仅在组织上秘密，工作中也不宜见诸文字，所以现在找不到军事小组成立的相关记录。

李济深将军事策反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有人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民革的重要工作是与共产党合作，召开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责成军事小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亲，分散精力”。李济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策反工作是促进新政协召开、成立联合政府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待新政协？何以交待联合政府？”

策反工作一般采用单线联系，即使上下级之间，也很难做到及时、顺畅地沟通情况。吴石、陈宝仓被捕、牺牲后，掌握他们到台湾前后的相关情况，以便后续工作开展，是民革的当务之急。

根据民革中央所藏档案记载，吴石等人被俘不久，1950年4月12日，吴石的同乡挚友、联络人、民革福建省分部筹委会召集人刘通，与林大绥共同给李济深主席写信，“密陈”相关情况，“福建分部历经艰险所布置之工作，受此打击，损失惨重，且尚有其他台地工作并统托吴石同志指导，现联络线索亦因此而中断，影响整个工作殊巨”。民革中央秘书处收到函后，上报李济深和民革中央常委于振瀛。之所以报给于振瀛，可能是因为吴石加入民联，而于振瀛曾负责民联的策反工作。5月12日，李济深审阅了信函。1950年夏，吴石的同乡挚友、联络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党员、中共党员吴仲禧在北京向长期担任李济深秘书工作的周泽甫等人汇报了吴石、陈宝仓参加革命、在台湾被害的经过。

1953年春，因陈宝仓烈士身份、骨灰移葬等事，周泽甫给吴仲禧去函。3月30日，吴仲禧在广州复函，称：吴仲禧于1947年冬到达香港，面见梅龚彬、周泽甫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又返回内地，到南京、上海做策反工作，吴石、陈宝仓“就在这样情况下争取过来的。我于1948年冬回到广东，吴的工作关系就由何遂同志去联系”。大约同时，陈宝仓到达香港想面见周泽甫，由于周泽甫已经随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等北上解放区，只见到了张文、郭冠杰等人。“大家都诚恳地对陈宝仓说：‘参加组织迟早是不成问题的，主要工作上能够有积极的表现。’”陈宝仓“最后坚决的要到台湾去，要求我向您作报告。去后不久，采取秘密通讯方法，经常有材料来，而且有相当正确的价值，为领导党所需要，曾先后将材料分别交给中共港方负责人，我们认为他是诚心诚意为革命工作，因此他这次牺牲，我建议党中央追认他为本党的烈士，是有历史根据的。当否，仍请公议。”

由此看来，陈宝仓生前与民革进行了密切接触，部分情报通过民革转给中共方面，最终牺牲，因此被追认为民革烈士。1953年4月6日，周泽甫向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转达了李济深主席关于追认陈宝仓为民革烈士的建议，并将吴仲禧函一并转报。

1953年9月14日，李济深主席所作的《悼念陈宝仓同志》的长篇悼词，主要根据的可能就是刘通、吴仲禧等的汇报。

协助处理后事 抚恤烈士遗属

吴石和陈宝仓牺牲后，民革中央联系有关部门，协助处理后事、申请抚恤，以慰烈士英灵。

根据民革中央所藏档案记载，1950年7月1日，烈士们牺牲不久，刘通给李济深主席发来快邮代电，是因为吴石烈士留在大陆的两位子女，即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吴韶成、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吴兰成，“接济中断、生活发生重大困难”，希望能得到帮助。李济深批示民革中央给有关部门发函，给予支持。

烈士身份的认定和褒扬抚恤工作随之展开。因为吴石的情况特殊，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公开认定烈士，民革中央档案中所藏的主要是陈宝仓的相关材料。1950年12月20日，因陈宝仓之子陈君亮准备购地安葬陈宝仓，民革中央所开《证明书》中，使用了“烈士”这一称号。1952年5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给陈宝仓烈士的光荣纪念证。1983年10月7日，民政部给陈宝仓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2006年11月22日，民政部给吴石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民革中央藏有证明书的复印件。

烈士牺牲10天后，6月20日，有关媒体对4人的骨灰情况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位因为有家属在台湾，遗体进行了火化，并存放在殡仪馆，等待家属认领；朱枫因没有亲属认领，所以遗体被掩埋（根据郑立同志的《冷月无声——吴石传》，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有误，朱枫遗体当时也火化了）。陈宝仓骨灰辗转到达北京后，在民革中央协助下，夫人师文通将其安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美国新坟地”。可是不久，墓地被划入征迁范围，师文通给民革中央来函，希望能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此，1953年5月29日，民革中央给内务部发函，请求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务部将函转给北京市民政局办理，复函民革中央。6月，民革中央收到北京市民政局来函，称陈宝仓等人的墓地已经修缮完毕，定于9月14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公祭仪式。当天，李济深主席出席了公祭仪式，并作长篇讲话，以郑重纪念陈宝仓烈士。

开具相关证明 推动问题解决

1951年10月16日，师文通给民革中央写信，说她因没有经济来源，积欠了陈宝仓在南京丰富路342号房产的房地产税、地价税，希望能协调此事。民革中央给有关部门发函，请给予协助。得到实质性进展后，1952年7月1日，民革中央秘书处又给民革南京市分部召集人邵恒秋发函，称“师文通拟于暑假期间，命其子赴南京办理出租或出售手续，请就近酌予协助”。邵恒秋收到函后，到南京市房管局了解到详细情况，10月29日复函民革中央秘书处，请师文通“早日来宁主持办理”。鉴于此事涉及房产、钱财，关系复杂，李济深、朱蕴山、许闻天、邵恒秋多次信函往还，推动房产的妥善处理。

从1951年开始，民革中央多次给陈宝仓烈士亲属开具关系证明。1951年7月30日，李济深主席亲自开具遗属关系证明。1994年6月7日、2000年9月20日，民革中央又多次给陈宝仓亲属开具关系证明，为烈士亲属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来源：团结报

作者: 刘则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