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河

    12月2日黎明，比利时警方的突击搜查行动打破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与布鲁日欧洲学院的宁静。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外长”）费代丽卡·莫盖里尼、欧盟对外行动署前秘书长斯特凡诺·萨尼诺等三人被拘留，欧洲舆论震动。

    据报道，欧洲检察官办公室（EPPO）的指控直指一项名为“欧盟外交学院”的青年外交官培训项目，怀疑在2021年至2022年的招标过程中，本应保密的招标信息被提前泄露给了竞标方之一的欧洲学院，涉嫌欺诈、腐败、利益冲突及违反保密义务。这桩涉及金额从65.4万到320万欧元不等的案件，因其主角的显赫身份而被舆论视为对欧盟机构信誉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它如同一个棱镜，折射出横跨数十年的欧盟权钱“旋转门”困局与反腐斗争之间复杂而艰难的拉锯。

    莫盖里尼的案例绝非孤例，它精准地映射了“旋转门”这一欧盟体制痼疾。此次涉案的欧洲学院，正是一所被誉为“欧盟官员摇篮”的精英学府，莫盖里尼从规则的制定者与资金审批方（欧盟对外行动署负责人），转身成为规则的承接者与资金申请方（欧洲学院院长），角色的潜在冲突为滥用职权提供了温床。

    若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便会发现欧盟机构与腐败的缠斗几乎与其一体化进程同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场堪称地震的“反腐风暴”曾撼动欧盟核心。1999年，以雅克·桑特为主席的欧盟委员会因严重的腐败与管理不善问题被迫集体辞职，这在一体化史上绝无仅有。调查报告揭露了系统性营私舞弊与任人唯亲，而丑闻的中心人物之一，正是当时负责教育与科研事务的委员、法国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她因涉嫌滥用职权，偏袒聘用一名牙医朋友担任高薪顾问而遭到司法调查。这场危机暴露了早期欧盟在财务监管与官员伦理约束上的巨大漏洞。遗憾的是，历史的教训并未完全杜绝丑闻。近年来，“卡塔尔门”贿赂案让欧洲议会蒙尘，而冯德莱恩主席在“辉瑞门”中拒绝公开其与疫苗厂商高管关键短信的行为，亦被欧洲法院裁定违背透明度原则，持续消耗着欧盟本就脆弱的公信力。

    面对层出不穷的丑闻与公众日益高涨的批评，欧盟层面并非没有行动。相反，它试图构建一个日益复杂的反腐制度框架。1999年桑特领衔的欧盟委员会辞职后，一系列改革应运而生：成立了拥有广泛调查权的欧盟反欺诈办公室（OLAF），建立了严格的财产申报与独立调查官制度，并颁布了细化的《行为守则》以约束官员。最新的制度努力，是2023年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贪污指令》。该指令旨在实现一场“现代化”革新，其核心目标是统一各成员国对贪污罪的定义与制裁标准，结束法律“碎片化”导致的监管洼地。

    然而，现实往往比蓝图骨感。欧盟的反腐努力始终面临“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呈现出“越反越腐”的悖论表象。其根源在于几重难以逾越的结构性矛盾。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成员国主权与欧盟超国家权威之间的固有张力。欧盟成员国政府普遍不愿让渡对本国官员的司法管辖权和政策制定权，导致欧盟层面的规则常常是各方最低共识的产物，缺乏“牙齿”。

    其次，欧盟自身机构的执行能力与政治意愿受限。例如，OLAF仅有调查权而无起诉权，而拥有起诉权的EPPO则自2021年才正式运作，其资源与管辖权范围仍面临挑战。反腐败最终依赖于各国司法系统的作为，而它们受本国政治风向的影响巨大。

    再次，“旋转门”现象本身揭示了腐败的深层逻辑：它已不仅是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深深嵌入欧洲政治精英网络的一种结构性实践。官员离职后进入相关私营领域，被视为一种常态甚至“奖赏”，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旋转门”形成了稳固的联盟。

    回到莫盖里尼案，它恰是这些结构性困境的集中爆发。案件的核心指控——内部信息泄露与不公平招标——正是“旋转门”导致利益冲突最典型的后果。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此案已对欧盟机构的信誉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综上所述，欧盟的反腐之路是一场与自身政治生态和制度逻辑的艰难博弈。从桑特到巴罗佐，从克勒松到莫盖里尼，历史似乎不断轮回。不断强化的法律框架固然是必要的护栏，但若无法斩断那扇在布鲁塞尔走廊与私人利益间自由旋转的“门”，若无法克服成员国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与执行上的懈怠，那么“越反越腐”的公众观感便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