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统战新语）

李济深的遗像前，摆放着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这是女儿李筱松今年9月3日受邀参加纪念大会时获颁的。她觉得，这是送给父亲诞辰140周年最好的礼物。

11月6日，纪念李济深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李筱松和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桂等受邀参会，并作为代表发言。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旗帜性人物。他不仅胸怀韬略、治军严明，且满腹经纶，素有“儒将”之称。在一生的多个关键路口，他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他还拥有一个大家庭，家人始终与之风雨同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支撑。李筱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很感激的是，国家一直没有忘记父亲，没有忘记他在革命进程中作出的贡献。

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本文图/《李济深画传》

三次被“永远开除党籍”

在广西梧州料神村，有一座占地约3400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式庄园，这是1925年李济深和兄弟们合资修建的家族宅院。院落主体是三进二院四合院式建筑，有53间厅房。因为当时局势动荡，二三楼都建有炮楼、射击孔等设施。

料神村是李济深的出生之地。院落建成时，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不久后又担任了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

广西梧州料神村，改建后的李济深故居。

李济深从辛亥革命起就追随孙中山，将粤军第一师打造成了全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助力孙中山平定叛乱，巩固革命政权，还援建了黄埔军校，被孙中山称为不可多得的将才。

孙中山逝世后，随着蒋介石逐渐推行独裁统治，信仰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开始凸显。

1929年，蒋介石发动蒋桂战争，李济深赴南京调停。蒋介石以“通桂谋叛”为名，将他扣押在南京东郊汤山。他被剥夺了军政大权，第一次被“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将李济深释放，恢复其国民党党籍。同年，李济深回到料神村，与广西地方实力派联络，开始走上联共反蒋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将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1933年11月，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和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红军签订了协定。蒋介石第二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1935年，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主席。1936年“两广事变”中，他返回料神村老家，召开同盟骨干会议，桂系代表、地方武装首领及同盟核心成员与会，明确了联合地方势力、呼应中共抗日主张的纲领，协调西南各地反蒋抗日。为了便于和各方联络，李济深在三楼设立了电台。

他的书房窗棂间，有一道刻痕。这是中共地下党员与李济深见面的信号，刻痕朝上表示“安全可谈”。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指示：“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并派人向他转达：你以前是八路军的总指挥，我们现在用的是八路军的名义在北方抗日；你当过第四军军长，我们又用新四军名义在南方抗日，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力量，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光荣历史，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光荣历史，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光荣历史。李济深听了深受触动。

1940年7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改组为桂林办公厅。蒋介石已于“七七事变”后恢复了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此时任命他担任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几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都出身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蒋介石要借李济深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与救亡日报社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处境危险，急需撤离。周恩来亲自致电李济深，请他尽量给予方便。李济深帮助被特务包围的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等人脱身离开桂林，还与桂系积极协调，放走了国民党“黑名单”上的邹韬奋、陶行知、夏衍、徐悲鸿、梁漱溟等人。

1941年底，香港沦陷，夏衍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中共安排下转移回桂林。位于东镇路11号的李济深家成了桂林文化圈的据点，田汉、徐悲鸿、柳亚子等都是常客。李济深因此有了西南文化保护人的盛誉。桂林大疏散时，他还拨款2万元，帮徐悲鸿抢运了24箱书画。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建议，组织进步政治团体，集结国民党民主派力量反蒋。1946年初，他与冯玉祥、张澜、龙云、朱蕴山、陈铭枢、蒋光鼐、刘文辉等在重庆秘密成立军事策反小组，3月在广州与蔡廷锴、蒋光鼐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

1947年2月，李济深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组织国民党民主派公开进行反蒋活动。5月，蒋介石以“有背党纪”“诋毁政府”的罪名，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在中共的帮助下，李济深一家住进了香港半山腰罗便臣道92号一座旧式三层楼房里。国民党特务在李家对面一座旧车房里时刻监视，香港当局派遣警察在门口站岗，周边遍布便衣侦探。李济深把一楼和三楼都租了出去，全家十几口人挤住在二楼，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开展策反工作

1948年1月，李济深和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等国民党民主派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宋庆龄被推选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民革中央主席。

民革一成立就发表了《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进步人士起义。民革成立之初，就在国民党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民革还组建了军事小组，一方面与中共中央华南局、中原局联系，一方面派得力干部去做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中共中央派董必武送来700万元，作为策反工作经费。

李济深给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桂系首领李宗仁与白崇禧、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大批高级将领发出亲笔信，劝告他们顺乎民心，反蒋救国，还以自身经历印证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

那时国民党高官中，除陈果夫、陈立夫和陈诚外，很多人都到香港联系过李济深。国民党代表团到北平和谈，出发前也先派人送信给李济深，请求帮助。

策反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1948年9月，李济深派人送了一封长信给浙江省主席陈仪，成功策反了他。陈仪计划策动自己一手提拔、情同父子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结果汤恩伯告密，陈仪被押至台湾杀害。1949年底，蒋介石退到广州黄埔军校，由四艘军舰保护。李济深计划策反四位舰长，其子李沛钰在四位舰长的起义委任书上盖上了李济深的签名图章。不料起义失密，四位舰长被捕，于广州解放前夕被杀害。

1948年12月，李济深在中共安排下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那时，他的第二任妻子双秀清因肝癌住院，几个儿子中，李沛文被国民党抓捕入狱，李沛钰被通缉，李沛琼在四川成都空军幼年学校读书处境难料，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李济深的脚步。

动身前几天，李济深请人转交了一封亲笔信给白崇禧，劝他支持召开新政协会议，与美蒋决裂。他在信中说：“我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利益的，一切稍具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成拥护他们。”但这一次，他没有成功。

李济深北上后，双秀清在香港病逝。1949年7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李济深全家人乘挪威货船到达天津塘沽港，转赴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在会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召开，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组成了统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主席，直至逝世。

西总布胡同5号

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是李济深一家的住所。这是一座三套院的平房，全家20多人住，很不宽敞。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院子经过改造，建了一座三层小楼，有40多间房屋。

李筱松1950年在这里出生，是李济深的第13个孩子。自记事起，她就经常见父亲一早提着大公文包，坐上自己的黑色吉斯车出门，警卫随同护送。不出门时，常有民革中央高层来家里开会谈工作。在颐和园小住时，他也总在画舫上见客。

李济深与夫人梁秀莲，儿子李保和，女儿李筱林、李筱松、李筱桦、李筱莉在颐和园。

李济深工作十分繁忙。除担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外，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与其他43人联名提出人民政协“一号提案”，要求致电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54年，他提议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这个提议被采纳，推动了新中国首次全面薪资体系改革。他向毛泽东反映，有些曾在抗战中作出过贡献的国民党军官失业在家，生活困难，毛泽东责成有关部门帮助失业军人就业。他还最早建议两会同期召开、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这种做法延续至今。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些地方的中共党委没有再坚持和民主党派商议要事的做法，李济深向毛泽东建议：“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行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次，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毛泽东复函他：“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李济深信仰佛教，和宗教界人士相交甚深，是虚云法师、巨赞法师的好友。他认为，搞好新中国佛教事业是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他与赵朴初、巨赞等人在政协会议上提议创办全国性佛教刊物，不久《现代佛学》杂志出版发行。后来，他又积极协助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和中国画院。

大多数时候，李济深在西总布胡同5号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

每天早上，他会到书房外的大阳台上打太极拳，一年四季风雨不误。花园里有金鱼池、两架葡萄，还种了玉米、花生、向日葵和棉花。从春天起，他就忙着给向日葵和玉米授粉，领着孩子们拔草摘枯叶。深秋结了果实，总要庆贺一番。

闲暇时，他就带上全家人郊游，碧云寺年年必去。每到一处都要照相，他会在照片后注明时间、地点，照得好的要写上“好”及加印的张数。如果不出城，他会去逛琉璃厂、隆福寺，到美术馆看展览，晚上听戏看演出。

那时李济深的月工资500元，比毛泽东和周恩来还高。毛泽东还特批他拿双份，1000元。这些钱，除了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他还经常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老部下。

1959年10月9日早上，正在寄宿学校上课的李筱松突然被家人接走，带到北京医院。她在病房里看到，父亲身上插着很多管子，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仪器发出急促的声响。

8时27分，李济深因胃癌及脑动脉血栓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5岁。

永远的怀念

父亲去世时，李筱松只有10岁，对一切都是懵懂的。几年后，她开始听到有同学议论，说她是国民党家庭的孩子。老师告诉同学们，她的父亲是反蒋民主人士，不允许歧视她。

李筱松真正有机会深入了解父亲，已是30多岁后了。

198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李筱松和30多位家人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从美国归来的二哥李沛金及其夫人卢荔蕾。他们时隔39年回国，是为了参加李济深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李济深一生有3位妻子、7个儿子和9个女儿，算上第四代，那时整个家族有80多人。他们一起在北京找寻过去的印记。西总布胡同5号早已主动交还国家，1965年被国家分配给李宗仁夫妇居住，1969年李宗仁逝世后由国家收回，后来改称西总布胡同9号，成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办公地。

1985年11月6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李济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李济深遗孀梁秀莲和子女出席。

几天后，家族成员乘坐火车抵达桂林，参观了李济深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住过4年的旧居。随后又乘火车去南宁，参观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李济深逝世后，家人将他收藏的字画、瓷器、古铜器、玉器、古墨砚、印章等910件文物捐献给这里，其中不乏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赠送的字画。李济深说过，这些东西都要交给国家。

离开南宁，他们坐长途汽车抵达苍梧，分乘30多辆汽车到了料神村。李济深故居已被修缮一新，书房窗棂间那道刻痕仍在，展柜里一份会谈记录写着：“李公言：‘党派之见可暂搁，民族危亡不可待。’”那台黑色老式电台仍在，电台旁的记录本上还有一行字：“今日接张将军电，愿捐粮百石。”李济深经常提的那盏马灯，依旧挂在后院杂物间的墙角处。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去广州和那里的亲属团聚。这场跨越三个省区市的家族大团圆之旅，持续了一个月。

40年过去，现在只有李筱松和六姐李筱桐、十姐李筱薇住在北京，还有四个弟妹住在美国。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多年前编成的李济深文集顺利出版。

李济深的子女大多从事科教工作。他不希望后代从政，而希望他们学科学技术，投身国家建设一线。只有李沛瑶后来从政，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李筱松是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她说，父亲一直关心统一问题。他与烈士陈宝仓和吴石同为保定军校校友，曾为吴石的军事作品写过序言。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工作，他牺牲后，李济深为他出具书面证明，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了公祭。李济深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写道：“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如今，李筱松家客厅摆放着李济深的小型半身塑像和大幅遗像，还有一幅李济深和毛泽东并排坐在沙发上谈笑的油画。有一个瓷娃娃，她保存了70多年。那是一个放鞭炮的小女孩，围裙上刻着“小松”。当时北京举行景德镇陶瓷艺术展，父亲将这个瓷娃娃当作礼物送给了她。他担心刚上小学的李筱松认字困难，就将“筱”字都写成“小”。

李筱松保存着一张明信片，是1956年父亲出访东欧时寄给她的，上面写着：“小松，你很乖吗？爸爸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你看看这张画片就见到了一部分了。望你乖乖地玩，听幼儿院阿姨的话，在家听妈妈的话，爱妹妹弟弟们，我回来时给你带些好玩的东西。爸爸字1956.11.28。”

（来源：发于2025.12.1总第12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作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