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报告
中外农产品贸易竞争的溯源与未来
作者按：这是我在2015年前后给研究生授课时的一篇讲义，后来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很多事例与数据都是当时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但考虑有些观点与看法同那个时候“红头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着大局观念，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可谓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了，当年许多被激烈讨论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实践的检验。今天借蒙格斯论坛的专栏机会，又重新作了一点点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间的一些新收集的数据，在内部发表一下，仅供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同仁们批评指正和参考。
编者按：文章将以系列推出，分为《从“自给自足”到“两个市场”的形势变化》《外国农产品为什么能在中国城乡“横冲直撞”》《中国农产品难与洋货“刺刀见红”的几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待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也要冷静剖析》《农业生产方式多元化视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进行讨论，今天发出之三。
注：原标题为“中国农产品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研究观点，不代表本平台及作者所在单位/机构立场，头图来源:摄图
中国农产品难与洋货“刺刀见红”的几种说法
自“二战”后逐渐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至今已经70多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导致世界经济呈现大萧条局面，使得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浊浪滚滚，泛滥成灾，催生出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如英国脱离欧盟，意大利全民修宪公投失败与总理伦齐辞职，以及法国大选中以玛丽娜•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的险些当选，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放弃大国责任，以“美国优先”为理由到处“退群”，任意践踏国际贸易规则等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上演，实质上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客观反映。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就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样成为当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绝对不能片面理解和顽固困守在“自力更生”的“陷阱”中，重操大清王朝过去的那套自以为无敌于天下，实则是自绝于世界的愚蠢的闭关锁国办法。
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市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绝对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和相互转化的。他们把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包括先进农业产品的生产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被输入国家吸引外资、提升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国际市场，促进本国现代农业发展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虽然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传统的农业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让中国的农民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但40年来我国农民在参与国际化的竞争中亦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刻骨铭心的考验，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科学技术进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从辩证法的角度讲，通过国际市场惨烈的跌打滚爬，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定牺牲，但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实践证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整体上看是正确的，也是利大于弊的。
那么，有人会问：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我们的“学费”也缴了不少，中国大宗农产品还是“打拼”不过人家，仍然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洋货”继续从城镇到乡村，攻城略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到底又是个什么缘故？
中国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弱，拼不过“洋货”，当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综合成本高“惹的祸”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凡事物的运动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现在，国外农产品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横冲直撞，充斥着城乡市场，恐怕不能单纯地责怪国家的开放政策，更不能埋怨农业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问题应该主要地出在农业产业自身的“不争气”上。因此，我们应该眼睛朝内看，理性地从自身挖“病根”、找“短板”、降成本、提效能。
总的来讲，眼睛朝内，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与不足，从而寻找破解问题的有效路径，这种勇气与态度我非常赞同。但是，构成“内因论”的成分很复杂，既有主观意识的关隘，也有客观条件的险阻。如农业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经营主体落后问题、产业结构传统问题、科学技术推广乏力问题，还有土地、金融、城乡统筹、生产模式与增长方式等制度体系不完善等等诸多事情都急需改革创新。
不过，根据我在调查访问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在诸多内因成分之中，多数人认为我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畸高，销售价格昂贵，无法与“洋货”同台竞技比拼，应是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对于县乡两级广大基层干部来讲，由于信息不对称，不清楚农产品国际市场上的真实情况，也就难以理解自己的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为什么要与“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外国进行比较，更不可能感受到综合成本的高企给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带来的明显劣势，并对农业产业安全与农民长远利益带来巨大损害。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的快速攀升，会不断地挤占本该留在农业内部的剩余，极大地侵吞农民劳动的利润，既不能给农民的持续增收带来真正好处，反而造成两个恶劣后果：
一是迅猛增长的农业产值呈现出的只是虚假的繁荣。生产成本如果居高不下，产品便必然价格昂贵而利润很少甚至无利可图，导致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越来越差。这种“花钱赚吆喝”的结果，必然会让务农活动变为人们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陷阱；
二是在农产品明显缺乏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国内价格水平大大地超越国际价格水平，无异于自决防护大堤，拱手让各种“洋货”如溃口之潮涌进中国城乡市场，迫使中国的农业产业因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弱化和落后，最终很可能悲哀地走向“衰竭”与灭亡。
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今农业早已“门户洞开”，市场化、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竞争态势越来越激烈。如果我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不断攀升，即使产品质量与人家同等，销售价格却居高不下，亦必然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久而久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拳脚”便会自废武功、不战而溃、屈于人下。农业产业的生存空间也会不断地受到残酷挤压，甚至迟早演变为鸠占鹊巢、登堂入室、反客为主的局面。
这样一来，农业比较效益差和农民持续增收难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峻，甚至恶化到不可收拾。所以，农业生产综合成本高的“毛病”，理所当然地成了全社会“万炮齐轰”的“靶标”。
大概从新世纪始，国家不少主流媒体就在异口同声地高唱“两板”之歌：一个叫价格“天花板”，意指我国粮食价格（也包括大宗农产品）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可能再继续涨价了；一个叫补贴“地平板”，意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政府给农民发放的财政补贴标准已经达到上限，再继续补贴的话，外国人就会“扯皮打官司”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遭遇了“天花板”，下面的“地平板”即粮食生产成本却仍在不依不饶地与日俱增地朝上翘。“天花板”与“地平板”之间距离的大小决定着农业利润的大小。如今的差距正在日趋缩小，将本来就已十分严峻的农业比较效益差和农民持续增收难的形势，推到了山穷水尽的危险境地。
可以说，“中国农产品价格水平已经全面高出国际市场”的警告，多年来已经足以让人们听出了厚厚的耳茧。那么，我国的农产品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差多少呢？
2017年，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经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报告会上讲：从2015年到目前的情况，我国谷物的价格水平，大概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30%~50%，大豆大概要高出40%~50%，棉花大概要比国际市场高出30%~40%。糖要比国际市场大概要高出60%，肉类，牛羊肉大概要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出70%~80%。
陈锡文主任是农业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官员，也是“三农”学界德高望重的专家，我对他十分敬重，对他提供的信息我也可谓是感同身受。2015年，我率湖北省社科界农业考察团去新西兰考察畜牧业。在距离奥克兰市200公里远的一个叫汉密尔顿的地方，据接待我们的一位牧场老板介绍，他们生产的优质牛肉正在湖北畅销。当问及其产品的成本与利润如何？他说运到武汉港的税后价格大约为50多元人民币一公斤，批发销售后大约可纯赚10元钱。
我们听后无不大吃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武汉市东西湖农场生产的牛肉，在水果湖市场上的价格早已上涨到40多元一市斤。到2018年，武汉牛肉一路上涨，卖到了60多元一市斤。2020年春节之前，更是飚长至80元一市斤。
曾经担任过中国农业大学领导的陈章良教授在“城市中国计划2015年年会”上指出，澳大利亚生产一吨糖运到中国的港口，上岸价一吨为3750块钱。但在中国本土生产一吨糖，仅成本便高达5200块钱。他说，不仅是糖，国内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比人家的贵，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到猪肉、羊肉、牛肉、植物油，我们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三分之一。因此他强调，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之所以竞争力很低甚至没有竞争力，与各路“洋货”在战斗时一触即溃，原因在于价格比人家的贵了很多。
必须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农业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大好态势，不仅农产品保障了有效供给，而且粮食生产实现了16年连续增产。但在繁荣的背后，农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很快显露出来了。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以市场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良好愿望却扭曲了市场信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作用，导致全国大小仓库粮满成患，财政补贴加存储开支猛增，给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由于国内外的农产品价格严重倒挂，国内众多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受利益驱动，纷纷打着市场化和自主经营的旗号，巧立名目拒绝“土货”，挖空心思抢购“洋货”。不仅把进口的“关门”冲击得七零八落，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各种猖狂的走私行为。结果，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在不断增产丰收，一方面外国农产品又在持续大量进口。人们俗称此举为“洋货入关，国货入库”，导致出现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怪异格局。
我不反对运用国际市场的价格信息来分析和评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益状况，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了。但是，证据要准确，分析要全面，判断要严谨。如果笼统地简单地以国际农产品市场某一阶段的价格水平来衡量中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的高低，恐怕就难免有些“只望树木不看林”的片面性。而且，针对多年来整个社会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一片斥责声，我觉得有几个原则问题不能人云亦云，需要理性思考，更应该拨乱反正。
首先，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与竞争力培育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某一阶段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现行价格水平是否具有客观真实的可比性？其二，怎么去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核算中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搞清楚弄明白的话，盲目地指责中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畸高，便不是学者的科学态度而只能是社会上那些“愤青”们的非理性吐槽。
我看过很多中外农业生产成本的比较资料，算账一般都缺乏精细、盲目类比、大而化之，让人无从分析考证，也不敢相信和引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云华于2017年5月17日在新华网以《中国农业已迈入“高成本”时代》为题，对中美两国农业的生产成本进行核算比较，认为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已全面超越美国，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基础竞争力逊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人工成本远高于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及美国。因此他提出，要想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必须强主体、兴科技、补短板，当务之急是要把畸高的生产综合成本降下来。
张云华先生算账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的平均售价分别比美国贵109.91%、50.89%、98.69%、102.78%、44.57%。为什么比美国贵？因为生产综合成本比美国高。同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亩均总成本分别为1083.72元、1202.12元、984.30元、674.71元、2288.44元，比美国高出56.05%、20.82%、210.42%、38.44%、222.84%。
能够把国际间的农业生产中的某个产品的成本具体地核算到元、角、分，也可谓是下足了功夫。那么，通过算账，中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高，到底高在什么地方呢？张云华先生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劳动价格高。2001年至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生产中的人工成本增幅，分别为256.71%、230.27%、261.57%、172.46%、336.07%，而这一水平分别是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二是农地的要素价格高。2001年至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亩均土地成本增幅分别为510.38%、347.40%、392.43%、503.47%、339.74%。土地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分别上升至2015年的22.03%、17.87%、20.29%、38.20%、12.25%，亦分别比美国高29.86%、34.28%、194.77%、55.45%、200.51%。
2016年10月22日，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叫“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的单位提供的一组比张云华先生更为具体的经济数据，将我国水稻、小麦、大豆、玉米和棉花等主要几种农产品与美国、欧盟、巴西进行了详细比较。结果无论是单位面积还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巴西。至于具体的数据到底对与不对我无法复核，因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的这两份成本核算的数据信息也有不同，可能是采取的调查样本不一致。但我认为，这两者的分析范式与价值倾向却惊人相似。
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列举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小麦亩成本是914元，而美国仅318元，每公斤单位产品成本比美国要高0.75元。棉花的亩成本美国是820元，而我国高达2177元，每公斤棉花成本比美国要高7.47元（我想，这大概与中国棉花的机收水平低，主要靠人工采摘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吧）。平均算下来，我国水稻、小麦、大豆、棉花的生产成本要比国外高38%以上，尤其玉米，比美国要高出94%。
该中心的成本核算分三个重要科目：一是物耗成本，二是人工成本，三是土地成本。以水平最为接近的水稻为例，中国的水稻亩产472公斤，销售价格为2.44元，每亩总成本为1151.11元。其中，物耗成本449.68元，人工成本489.31元，土地成本193.28元。而美国的成本则分别为571元，75.03元，219.80元。由此盘面数据而言，如果该账算得对的话，中国与美国在稻谷生产上，成本应该是难分伯仲、旗鼓相当。
可以清晰地看出，上述两份成本核算比较的对象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那些规模比较大且企业化的家庭农场。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制，多数家庭农场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种的是自己的地（也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初必须是要掏钱购买的），当然不用给别人缴纳土地租金。但是，美国对农场主是要收土地税的。土地税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所得税性质的土地税、财产性质的土地税和财产税性质的土地税。这就是说，在美国即使是耕种自己的私有土地，也必须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缴纳土地税。美国如此，欧盟与巴西也差不多。所以这些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成本中，也应该加上土地费用，只是不叫租金，也可能比中国农民的流转费低一些。
但是，西方国家的农场运作模式和增长方式是土地大集中，规模化经营，机械化操作，标准化生产，企业化管理。这种全新生产要素的成型，依靠是资本和科技的持续性大投入。例如必须购置资料齐全的具有价值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大型农业机械之外，还要与之配套喷滴灌设施、钢架大棚、温室、保鲜冷库，还有目前正在规模化使用的智能农业控制中心及设备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耗费大量白花花“银子”来建设的。就算美国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生产所需要的所有设施不必都由农场主自己购置，但租用设施和使用服务也必须得自己掏钱，并且不便宜。所以，在规模经营条件下，这些持续性的资本与科技投入虽然可以将成本广泛地分摊到更大的生产面积和更多的产品中去，但物化劳动消耗与折旧维护等形成的综合成本绝对不会低，一定比中国高得多，只不过是活劳动消耗较少而已。
同时，上述成本账中只注重了直接费用的核算，诸如农场企业主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固定资产折旧、机器修理、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运输费、保险费、规划设计费、咨询费、试验费、劳动保护费等间接费用中许多重要科目，却被算账者疏漏掉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某农场询问间接成本时，主人告诉我，他的农场不算大，每年聘请律师和付给农业发展咨询公司的服务费用约为10余万美元。
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企业化经营的家庭农场和完整意义上的农业企业占比很小，在提升规模经营方面，中国现有2.2亿农户，耕地规模30亩以上的农户仅1032万户。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农场发展道路。绝大多数农村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仅半公顷甚至更少。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一般不需要雇佣工人劳动，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生产。虽然土地很少，看起来无法获取规模效益，但中国农民能够通过努力增加复种指数和精耕细作来谋求尽量高的单位产出率与经济收益率。
正因为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同西方先进国家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人口与土地关系、农地所有制度、资本有机构成、生产经营方式、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等体制机制皆有天壤之别，反映到农产品价格中的综合生产成本核算绝对是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的。另外，人家政府经济繁荣，财政富到流油，可以任性补贴农产品出口，加之国家汇率政策的经常调整，更是弄得生产综合成本问题极其复杂化。因此，笼统地简单地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某一时段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或者按照一定阶段的货币汇率来衡量中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的高低，恐怕不是靠谱的研究方法，稍不严谨便很容易出现“刻舟求剑”式的逻辑错误。
宋亚平
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出版了《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出路》《湖北新型城镇化转型与治理研究》等专著，主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部委奖、省委调研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等。2008年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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