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邓仁杰  邓富学

　　1938年至1944年，数以千计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于桂林，其中包括田汉、郭沫若、邹韬奋、徐悲鸿、巴金等。一时间，桂林书店、出版社林立，报纸、杂志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抗战期间，桂林先后创刊、发行的报纸、杂志近200种，开办的出版社、印刷厂80余家，出版上千种文艺书籍。桂林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战文化城”。这一切都离不开李济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支持和倡导。

　　发起“动员抗战宣传周”活动

　　1944年初，李济深接受田汉的建议，在桂林举办声势浩大的“动员抗战宣传周”活动。1月至2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受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李济深还捐款作为活动经费。6月，李济深联合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及文化界人士柳亚子、龙积之、田汉、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李济深在桂林广播电台作《同志们，起来吧》的播讲，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日寇进攻。桂林文化进步人士“动员抗战宣传周”活动结束后，“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成立，李济深任会长，李任仁、陈劭先等9人为常务委员，田汉、陈此生、欧阳予倩等人为工作委员，继续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

　　开展“献金劳军”大游行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为进一步支援抗战，1944年6月中旬，桂林文化界人士掀起“献金劳军”大游行活动，李济深带头积极参与。18日至19日，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等人组成“长老团”，从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前广场集合出发，5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在校学生抬着一幅特制的国旗随后，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胞们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及“誓死保卫桂林”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战歌，慷慨激昂，听者无不感动，大家纷纷踊跃捐款。李济深、柳亚子等人当场捐献积蓄，为募捐活动作出表率，激励大家踊跃捐款。驻扎桂林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员也为李济深等人的爱国热忱感动，纷纷捐款。随后，李济深等还到银行、商户募捐，一一登门劝捐。据统计，此次募捐活动共筹集款物约400万元，李济深将一部分交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交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送到湘桂抗战前线，慰劳前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并派田汉率领慰劳队赴衡阳前线慰问，鼓舞提升部队抗日士气。

　　保护文化界及进步人士

　　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力，不仅积极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还帮助和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支持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人的革命活动。当时，冯玉祥为了宣传抗日和民主思想，在桂林开办“三户图书社”，李济深极力为其掩护，防止有关方面的搜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桂林开办的“生活教育社”，吸收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开展活动，也得到李济深的保护。1941年，蒋介石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众多民主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他们纷纷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途经桂林时处境非常艰难，向李济深寻求帮助和保护，李济深一概不拒，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掩护了张友渔、李克农、夏衍等共产党员及梁漱溟、邹韬奋等安全脱离险境，顺利到达香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许多爱国青年被广西警察机关关押，李济深得知后立即将他们安全释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从香港逃往桂林避难，李济深了解到他们在桂林的生活十分窘迫后，特地申请了一批救济费，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努力为他们找工作，使他们能渡过难关。

　　从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至1944年秋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进逼桂林时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离开桂林，李济深在桂林长达四年多。在桂林的这段时间里，李济深不但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会长，吸纳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支持和保护了一大批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桂林成为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的重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