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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许盈
“纵观全球投行发展史，国际化是成就一流投行必由之路。”近日，国联民生证券总裁葛小波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葛小波表示，当前的中国企业出海，已从单纯的市场拓展升级为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发展不仅关乎行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更是中国金融体系融入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一环。
出海是建设一流投行必然路径
葛小波认为，券业出海是响应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核心举措，也是建设一流投行的必然路径。要真正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流投行，关键在于构建多层次、有竞争力的行业金字塔结构——顶端是两三家综合型一流投行，中间形成十余家在某些细分领域具备国际水准的准一流投行。因此，建设一流投行并非仅依靠个别机构，而是整个证券行业的共同使命，券业出海也不只是少数头部机构的使命，而应鼓励各类公司基于自身优势与客户需求，积极拓展国际化业务。
当前，中资企业的全球化需求为国内券商创造了服务蓝海。葛小波表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供应链重构，企业出海已从贸易出口转向全产业链布局，催生了跨境并购、境外上市、全球发债等多元化金融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不断深化，为券商国际化铺设了政策通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新型合作框架，为国际金融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从QFII、RQFII机制的持续完善，到跨境理财通升级；从沪深港通扩容，到存托凭证互联互通，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已形成“管道式开放—制度型开放—全面开放”的递进格局。
境外投行三类成熟模式
纵观全球，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无不通过全球化布局构建了核心竞争优势。葛小波总结，目前境外投行已形成了三类成熟的发展模式。
第一类是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投行项目驱动型。它们依托顶尖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客户资源，专注于并购重组、首次公开募股（IPO）及结构化融资等业务，以“项目制”为核心打造差异化优势。
第二类为综合性全能银行模式，代表企业包括花旗、汇丰、摩根大通等。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商业银行与投行业务的深度融合，借助商业银行低成本的存款基础和信贷资源，支持承销、并购等业务，并通过资产证券化、债券承销等工具提升资本效率。
第三类是精品投行模式，相关机构凭借专业化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比如，Evercore、Lazard等机构，聚焦于医疗、能源等垂直领域或特定业务（如敌意并购防御、家族办公室服务等），以精耕行业和灵活决策提供定制服务；而以Citadel（城堡）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型机构，则以量化做市为核心，通过高频交易系统和算法模型在全球金融市场捕捉价差机会，收入及利润率表现突出。精品投行的崛起表明，在传统投行规模竞争之外，垂直深耕与技术赋能已成为行业破局的重要路径。
国际化步伐与产业出海相协同
“对中资券商而言，借鉴国际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和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葛小波说道。
他认为，中资券商的国际化应利用好海外市场融资工具和并购机会。以中信证券为例，该公司通过2011年H股发行及收购里昂证券（CLSA），不仅实现了伴随客户出海、提升跨境服务能力的目标，也将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15%~20%。
不过，目前中资券商提供的跨境服务仍存在明显的可提升空间。部分机构因境外业务亏损而不得不剥离低效资产，反映出国际化对券商的资本实力、人才储备和风控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国际投行百年积淀形成的竞争优势，中资券商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简单模仿。”葛小波认为，券业国际化发展应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与中国产业出海相协同；二是以“中国视角”提供差异化的全球资产配置建议；三是构建“科技+金融”复合竞争力，借助数字技术突破地理限制，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可持续优势。
境外子公司注资等亟待政策优化
葛小波表示，中国要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投资银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策、学界、业界、媒体等共同构建有利于国际化发展的生态系统。为此，他提出三项建议：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完善出海的政策性指引，把监管体系匹配得更全面，实现更顺畅的跨境并表监管。
二是优化政策环境，在境外机构设立、境外子公司注资等涉及跨境资金流动、外汇管理等方面，可提供更多便利，同时健全风险防控框架。
“为券商境外子公司注资是有很强的杠杆效应的，我们给境外子公司注资1元钱，可以帮中资企业多融资10元甚至100元钱。”葛小波说。
三是鼓励尝试海外并购。投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并购史，通过并购，券商可以快速获取客户资源以及专业团队，加速国际化进程。因此，政策上可给予券商一定的支持和引导，鼓励其积极寻求合适的海外并购机会，以提升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