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曾文正公年谱》 

　　清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七日，负责督办江南军务、统筹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称吴燮和“办理防守中营私舞弊、私收亩捐钱米、欺骗上司”等，“奏请革职查办”。

　　吴燮和，号云瞻，江苏上元（今江苏省江宁县）人。同治元年（1862），以“同知衔署安徽庐江县事候补知县”，即以五品衔的知府副职身份代理庐江县知县。岂知上任两年不到即遭参劾，被革职离任。

　 受命于危难之时

　　清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十八日（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复叛，引其党围攻寿州。十九日，贼大股围攻庐江县。四月，公调鲍超、刘连捷等军援六安。十二日，驰摺奏石涧埠、庐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后解围情形……”

　　咸丰八年（1858）“三河大捷”后，太平军在皖中地区的兵力十分强劲，和州、含山、巢县相继失守，庐江县城岌岌可危。同治元年（1862）初，吴燮和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庐江县代理知县。

　　清光绪《庐江县志》，对当年太平军“大股围攻庐江县”，关于知县吴燮和有详细记述：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十九日，巢县陷。庐江知县吴燮和急命组织防御。此时吴长庆、王占魁正奉命回乡招募乡勇，吴燮和便请示将二人暂留庐江协助守城。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一日，湘军梁美材奉命北上途经庐江时，吴燮和亦恳请梁美材部暂留协防。

　　三月十九日，太平军大股围攻庐江县城。四月，（太平军）忠王部将遣部队自城东至城西修筑营垒。吴燮和与众将商议：“若贼军堡垒建成则据险难攻，城围必难解除。我愿亲率一支部队出击。”于是吴长庆、梁美材各留两成兵力守城，亲率四成部队迎击城东敌军主力；另拨四成兵力交吴燮和指挥。当夜梁美材、吴长庆兵分两路，派亲兵小队在城外佯攻呐喊。城东敌军恐西路有失急忙西援，中途遭吴燮和领兵伏击溃败；西路敌军闻东线告急亦往援，同样中伏被截。两路敌军首尾难顾各自逃窜……此战擒斩近千人，缴获军械旗帜无数。

　　太平军围攻溃败，逃离庐江，县城完好保全。于是，吴燮和随即招徕、安顿逃亡在外的百姓，并捐出自己的“养廉银”（清政府发给官员个人的高额补贴）为他们提供耕牛和种子，让百姓能够及时耕种，同时继续操练民团乡勇，做到有备无患。

　　“设局亩捐”获罪

　　五月，战事稍息。岂知，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即向清廷提交一份《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其奏折称：

　　同治元年（1862）冬，庐江县防务紧急。曾国藩命代理知县吴燮和大量采购粮食，允许其作为正当开支报销。同时明确批示：除非贼匪（太平军）围城、粮道完全断绝，否则不得动用库存粮米。

　　次年（1863年）三月，太平军围攻庐江县城，四月退去。吴燮和与吴长庆联合禀报：守城期间因存粮不足，且四乡无法购米，动用了仓库存米五百余石。曾国藩当即批准，免予补还。岂知到五月，吴燮和又上报称采购了四百五十石米，每石报销制钱四千九百五十文（约合今人民币900元）。曾国藩认为报价过高，责令说明具体采购时间。吴燮和随后回复称是三月贼匪攻城时紧急采购。但这一说法与此前“四乡无米可买”“仓中有存米”的汇报完全矛盾。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听闻吴燮和曾私自要求百姓捐米。于是便命安徽省布政使司派员暗访。暗访调查反馈：吴燮和在县境东、南、北三乡设立捐局，要百姓按每亩田捐米一升（无米者折钱四十文），“三乡共计敛钱二三千串、米数百石”。

　　对此，吴燮和称：因去年冬季守城防务挪用公款导致亏空，故于四月设局亩捐，所收钱、米，都提交收支清单至司衙（省布政使司）。

　　奏折最后写道：“核与委员查复，数目稍有不符，而按亩派捐，属实。军米一项，虽查有采买之说，究未知有无其事。……吴燮和又于四月禀请缓收上忙，以纤民困，何得私收亩捐钱米至二三千串之多？所有特参贪劣知县缘由，谨会同安徽抚臣唐训方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特参”特办。仅数日，内阁奉上谕，“同知衔署安徽庐江县事候补知县吴燮和，于上年贼匪窜扑该县，办理防守，挪用存仓米五百余石，经该督批准，免其买补还仓，辄敢以重价捏称采买，含混报销，且敢藉端科派民间，并私收亩捐钱米至二三千串之多，实属狡诈贪鄙，甚为可恶。吴燮和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自古功过不相抵

　　吴燮和革职离开庐江县22年后，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续修庐州府志》中记载：“吴燮和，号云瞻，上元人，明干有为。同治元年知庐江县事。时粤贼由金陵来犯，城中兵力单薄，流亡未集。适有援庐州军三营过境，燮和泣留助战，设法筹饷，昼夜登陴巡守，邑城获全。捐廉修东关通道桥，清丈田亩，有条不紊。后以他事被议去任，邑人追思不忘。”

　　清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和《庐江县志》记载详略有异，但共同记载了一个史实：吴燮和在太平军进犯庐江县城时，积极组织兵力协助守城，设法筹措军饷，并日夜登城巡视防守，最终保全了县城。战后他捐出个人的“养廉银”修缮东关通道桥，主持清丈田亩等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离任后，当地百姓仍长期怀念他的功绩。

　　地方志是“官修书”，乃“一方之全史”。相继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续修庐州府志》《庐江县志》，距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侵犯庐江县城仅时隔22年。

　　旧时能参与纂修地方志书者必为地方学官（教谕、训导），及本土塾师、耆老等，他们的年龄最低也有40岁。也就是说《续修庐州府志》和《庐江县志》的编纂者基本是出生、成长在咸丰、同治年代的人，对同治年间相关史实内容的收录与记载应该是准确无误，“时近则迹真”。

　　吴燮和出任庐江知县，系受命于太平军“大股围攻庐江县”危难之中。作为一县之长，日夜登城巡视防守，亲率部队出击迎敌。战事稍息，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给百姓购买耕牛和种子，让能够及时耕种，修东关通道桥……百姓切身受益，故他离任后“邑人追思不忘”。

　　然“自古功过不相抵”，这一原则在政治、法律及社会治理中均有深刻体现。

　　曾国藩是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毋庸置疑，作为“晚清第一名臣”，他一生坚持“清廉做官，朴素为人”的廉政文化还是值得肯定的。清朝末年，曾国藩洞悉政情利弊、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果断奏疏“匡正时弊，严肃法纪”，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从严整顿吏治。当知晓吴燮和私自“设局亩捐”时，尽管他守城有功，但仍将其作为“从严整顿吏治”的典型，将其参劾革职，足以看出曾国藩力求挽救濒死清朝之良苦用心。

　　至于府、县两级地方志书详细记载吴燮和在庐江县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将其归类于“名宦”垂名后世，这就是“是非自有公论，功过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