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纪忠之女冯叶谈“方塔园”：“那是‘掌上明珠’”。(02:51)

今年是知名建筑学家、建筑师与建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冯纪忠（1915—2009）诞辰110周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近期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特别设立“冯纪忠研讨室”。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叙述中，冯纪忠的名字常与“何陋轩”相伴，但与其少年时代的同学贝聿铭相比，冯纪忠似乎极少在聚光灯之下，他的名字散落在校园、展厅与书页间：他是推动新中国建筑教育体系建立的关键人物，是无数建筑师口中的“先生中的先生”，其思想和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建筑师。

冯纪忠的独女冯叶日前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捐赠了一批冯纪忠先生的学术档案，并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独家专访，讲述她记忆中那位温柔的父亲，以及她的义父——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

冯纪忠独女冯叶

在冯叶的记忆里，父亲冯纪忠身上始终有两种气质并存：一种来自建筑师的严谨，另一种来自父亲的温柔。

而她说得最多的，是后者。

冯纪忠夫妇与儿时的冯叶

“在我心中，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这一句话，似乎概括了所有。冯叶是冯纪忠的独生女，也是他唯一一次婚姻里的唯一的孩子。“他晚婚，所以特别宝贝我。我一直觉得，他把一生的耐心都留给了家庭。”

那份“晚”，与他的家族故事有关。

冯纪忠欧洲留学时期

谈冯氏家族：旧式家风中的跨文化融合

冯纪忠出身望族，祖父冯汝骙是清朝翰林、清朝最后一任江西巡抚。母亲出身于“一门三进士”的宝应朱氏。这样的家世带来的是一种旧式的礼法与格局，也带来一个长子的沉重命运——在冯纪忠读高小时，父亲便去世，母亲早早守节，把所有期待都寄托在长子身上。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冯纪忠研讨室”中，冯纪忠早年照片的陈列（1915-1935）。

1936年，冯纪忠赴奥地利维也纳工科大学学习建筑。临行前，母亲嘱咐他：“我不喜欢外国女人。”这个从旧时代延续下来的嘱托。冯纪忠谨记在心。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冯纪忠研讨室”中，冯纪忠游学时期照片的陈列（1936-1946）。

学成之时，恰逢“二战”爆发，他无法返国，只能留在奥地利和德国继续学习与工作，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建筑师资格。那本是适合一个年轻建筑师扎根欧洲的年代，但他始终没有建立家庭——那一句母亲的话，对他来说比任何个人选择更重要。

冯纪忠在维也纳工大读书时的渲染作业。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1946年，他终于回到中国。他迅速投入建设：在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任兼职教授，同时担任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的建筑师。那一年，他在三个岗位间奔走。个人生活再一次被搁置。

1946年，冯纪忠回国船上。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直到1951年，冯纪忠才迎来自己的婚姻，那一年他已三十六七岁，夫人是席家花园走出来的席素华。1953年有了女儿冯叶。“他是一个对家庭极其负责的人”，冯叶对澎湃艺术说，“我从小觉得，他就是一个模范丈夫、模范父亲。”

在女儿冯叶的叙述里，这位被归入中国现代建筑史重要节点的人物，并非先以“建筑师”的形象出现，而是先以一种近乎传统的、温厚的、带着旧家风的父亲形象扎根在家里，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深谙音乐与戏曲的艺术爱好者。

冯纪忠夫妇新婚照 金石声 摄

冯叶向澎湃艺术介绍说，冯纪忠在欧洲求学期间，就常与一位捷克同学购买站票观看维也纳的音乐会和歌剧——“每一场好的音乐会、好的歌剧，他们都会去”，这种经历让父亲的艺术敏感和音乐素养得以熏陶。

而对中国传统戏曲，冯纪忠更是几近半个专家。冯叶回忆道，她的父亲从小在京城长大，家族中有爱好京剧的长辈，她祖母的弟弟朱耐根是上海第一代知名票友，现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三张谭派与余派的绝版唱片，就来自朱耐根当年的灌制。父亲从小耳濡目染，甚至能高水平演唱京剧中的唱段。冯叶记得，在她童年时，父亲经常在厨房哼唱京剧，“当时家里没有长期阿姨，母亲需要到夜校教授画画，他在厨房给我热食物的同时哼戏”，这种生活场景至今令她难忘。直到父亲九十岁左右，在一次团建上，他仍能演唱花脸唱段，且技艺精湛。

音乐与戏曲不仅是父亲的爱好，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建筑创作。冯叶感受到，父亲在建筑设计中追求节奏感和层次感——方塔园的设计中，可以看到宋代意境的律动感，同时又融合了西洋音乐的理性与轻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他在建筑里也在‘作曲’——有巴赫的沉重与理性，也有莫扎特的轻盈与欢快。”在她眼中，这种跨文化、跨艺术形式的融合，正是父亲了不起的地方。

“冯纪忠研讨室”中陈列的何陋轩资料

谈方塔园：父亲“掌上明珠”般的园子

冯叶第一次走进方塔园，是2007年。那时距冯纪忠建何陋轩已有20余年。

冯纪忠打造方塔园、构思何陋轩时，女儿冯叶已随义父、老师林风眠辗转去了海外。那是一段长久未回国的岁月，关于父亲在松江建造园子的消息，她只从片段式的转述里得知——甚至包括一些“他对细节并不完全满意”的传闻。这层复杂的心理，让她迟迟未踏进方塔园。

位于上海松江方塔园中的何陋轩。

直到2007年，她第一次陪父亲回到园中。“那天的记忆至今都很清晰。园子有点冷清，树叶不算茂盛。可从大门一进去，方塔直立在那里，空间豁然开朗，我整个人都被震住。那种开阔的气度、深远的静谧，让我突然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如此牵挂这个地方。”

何陋轩草图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不久后，时任深圳画院副院长严善錞托人联系冯叶，希望为冯纪忠策划一场建筑展。对她而言，这个请求有些意外。但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让她与父亲的学生共同筹备了“冯纪忠与方塔园”展览，为九十多岁的建筑师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与资料。

冯纪忠晚年在何陋轩

而真正让冯叶与方塔园建立更深的联系，是在2007年一场罕见的大雪中。

那一年上海暴雪，松江方塔园被迫闭园。冯叶包车赶到，园方破例让她入内。园中无人，雪竹被压弯，发出轻微的声响。她背着摄影器材四处记录，为寻找角度钻入竹林，“爬”到何陋轩对面的位置拍照，冻得手脚发麻；在望仙桥上不慎滑倒，连同三脚架和相机一起摔在石面上。所幸人未受伤，设备也未落水。那种孤身面对雪景的体验，使她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园子的呼吸与脉动。

2007年，冯叶拍摄的何陋轩雪景

“在我眼里，方塔园不仅是河流和景观的叠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设计语言：大水面、大湖面、长条墙与宋塔的关系，每一处墙上的小口子，像在呼吸，让人感受到一种流动的节奏。”

她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让她写一篇文章，只用寥寥数语便点明设计的核心——“他说，他抓住园子的核心，是因为这里能延续宋代的意境。”

2007年，冯叶拍摄的雪中的何陋轩，有着宋元绘画中的况味。

园中虽有明清遗构，但他最看重的是宋人审美中的自由与开阔，并希望这种流动感贯穿园子的整体布局。他把方塔园视为一座露天博物馆——每一座建筑、每一片景致都有连带、有承托，彼此之间像“掌上明珠”一样，被轻轻托起，被细心联系。

方塔园设计笔记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父亲很少直接向我表达感情，但我知道，他设计方塔园的那些想法、那种温柔的坚持，都和他的生命经验交织在一起。”冯叶说，“当时我离开中国很久了，他惦念着我。他的关怀不在言语里，却在他对方塔园的执着里，在他对何陋轩的用心里，也在他偶尔突然打来的电话里。”

那是冯纪忠一生里的风景。也是他给独女，一种深刻而温柔的牵挂。

“冯纪忠研讨室”中，2021年何陋轩大修时，被替换下的原始竹料与冯纪忠塑像与字迹。

父亲的这份温柔，最清晰地落在一个小小的纸盒上。

那是冯叶六七岁的时候，家住在长乐路襄阳南路的老房子。春天里，小孩们流行养蚕宝宝。冯叶也从烟纸店买了两三条，悄悄装在果酱玻璃瓶里，塞上几片叶子，不敢让大人知道。

晚上被父亲发现时，她以为会被责怪，却没有听到一句责备。

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在桌上看见一个像建筑模型一样规整、干净的白色的纸盒。盒面打着可以让蚕宝宝呼吸的均匀小洞，盖子的造型像一片叶子。父亲说，因为她叫“冯叶”，所以要给她做一片只属于她的“叶子”。

那时父亲正是工作最繁忙的年代：提出“建筑空间组合原理（空间原理）”、带学生下乡、指导毕业设计，每天还得挤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去同济。但他仍然用一晚的时间，为女儿做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并耐心教女儿如何采桑叶、如何清洗、如何轻轻放入盒中，并告诉她：“你可以养，但要尊重它们。既然养了，就要对它们负责。”

后来，蚕宝宝结了茧，破茧而出，飞出了盒子。那个纸盒在搬家与生活变迁中不知所终，但在记忆里却从未消失。

多年以后回看，冯叶明白，父亲用那个纸盒教给她的远不止养蚕的规矩——是责任心、爱心，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他身为建筑师的处事方式，无论多小的事，都要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那纸盒构成的一座小小的“建筑”，不是为世界建的，而是为女儿。“在那个瞬间，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建筑不是只有钢筋和混凝土，它也包含温柔。”冯叶说。

冯纪忠一家三口

同济63年：传递自己最成熟、最透彻的思考

1947年，冯纪忠归国后开始在同济大学执教，早年在土木系开设建筑学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建筑系及后来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达63年之久。他长期担任建筑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和名誉院长，倾力将同济建筑学科逐渐推向发展与壮大。

工作中的冯纪忠。 冯叶 供图

鲜有人知的是，他一进入同济就被评为教授，这在当时极其罕见，因为在任何学术体系中，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路升为教授都需耗费多年，而冯纪忠凭借战前德国的工程师和高级建筑师资格，以及多年实际经验，被国内学界认可。

冯纪忠既是建筑师，也是土木工程师。他与贝聿铭是圣约翰中学的同班同学，甚至住在同一宿舍。当年他们选择建筑，几乎都因为同一处建筑——邬达克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那种震撼让他们都下定决心：“要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1981年，冯纪忠（右）与贝聿铭、陈从周在同济。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供图

在那个没有电脑和建模软件的时代，他和同行们靠三角板、圆规、计算尺，一点点测算、绘制。冯纪忠的志向从未改变，在同济任教后，他不仅教授建筑，也致力于体系建设，建筑系、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专业，最终形成完整学院架构。在当年，这种超前思路常遇阻力，但冯纪忠始终洒脱而坚定，然而，在那个时代环境下，他的一生难免坎坷。

“我常为此感到伤感，因为以他的天赋，本可以走得更远。但他却很淡然。我听过他晚年受访的录音，他说自己一直问心无愧，‘不怵、不怕’，认为对的事情就持续做。他没有被任何挫折击垮，一直走自己的路。”冯叶说。

1981年，冯纪忠与贝聿铭、陈从周在同济。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供图

作为当时的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纪忠知人善任，总是能把每个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古文底子厚的负责中国古建筑史，英文和西方史精通的讲西方建筑史。“至于他自己——虽然维也纳工学院训练让他对西方建筑史如数家珍，但他从不主动说‘这个我来’。”

1950年代中期，冯纪忠在教学会议上发言。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其中，陈从周先生的职称晋升，让冯叶印象尤其深。因为父亲平时极少谈学校行政，只讲学问。但那次，他回家轻轻说：“这么多年了，人家该提就应该提了。”“当时名额少，也有争议。他听说有阻力，只轻轻这么说了一句。”在冯叶看来，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君子气：不争、不抢、不表功，但关键时刻，总会说一句公道话。

作为教师的冯纪忠，只要有人来问，他就尽力讲，毫无保留。只要第二天要在上大课，前一晚必整晚备课。据冯叶回忆，他们家当时住在茂名南路南昌路口的钟和公寓，“房子不大，我睡客厅。厨房里有一张旧货市场买来的小搪瓷桌子。每次要上课，就先把那张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整晚在那备课。第二天清晨五六点，他啪一下关门，就去赶公交去同济了。”

1986年，冯纪忠在同济大学教学会议上发言。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史馆

“他从不想‘把观点留作一本书’，也一直愿意提拔年轻人。”冯叶说，“‘空间原理’这门课是60年代父亲最早提出的，他先讲给年轻老师赵秀恒听，让他再去给一年级学生讲。后来还有学生写文章说。‘一年级就听到这种课，太先进了。’先培养团队，再让团队去教学生的方式，是他一直坚持的。在他心里，教育者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最成熟、最透彻的思考传递出去。”冯叶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冯纪忠研讨室”中陈列的老照片。

11月中旬，冯叶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捐赠了一批冯纪忠先生的学术档案，包括其工作笔记、读书札记、手稿、设计草图、访谈录音录像以及松江方塔园等工程图纸扫描件等。

同济大学“冯纪忠研讨室”揭幕

在这些资料中，冯叶颇为敬佩的是父亲一本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比如有一本记录着“九华山整体保护”的概念，这也是冯纪忠最早提出的。

在这本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九华山每一座寺庙的格局、建筑风格，尤其关注徽派元素如何融入宗教建筑。那些整齐划一的笔迹，体现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被训练出的“军队式条理性”。在他的笔记里，无论是会议记录、随手想法，还是现场所见，都清晰可查。

“冯纪忠研讨室”中展示的冯纪忠手稿

这些笔记中，也承载了冯纪忠的远见。他清楚记下哪些建筑应原样保留、哪些可改动、哪些可在特定条件下更新。

当时的同行者包括了如今被誉为“古城保护神”的学生阮仪三，他在2003年的一次发言中，谈及于1978年进行九华山的规划，并指出当时根据冯纪忠先生提出的规划原则“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完整地保护了徽派山村佛国的风貌，限制建筑的高度和体量，并申报9处寺庙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尽量留下真东西。但到了90年代初，九华山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阮仪三再去看时，发现原来的9处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寺庙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高大的钢筋混凝土的琉璃瓦建筑，让人唏嘘。

1970年代末，冯纪忠在方塔园兴圣教寺塔（方塔）上。 冯叶供图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在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时，冯纪忠就开始尝试起草关于中国历史建筑保护的法规。那时，中国几乎没有规范可循。冯纪忠意识到，历史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城市生活、人文记忆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完整的体系来规范保护、改造与使用。

改革开放前后，他再次提起旧城保护的思路。那时的上海，人口密度极高，旧城人均居住面积小得惊人，生活环境亟须改善。他带领学生研究城隍庙一带的旧城更新方案，关注社区居民生活和邻里关系，提出改善居住条件与保持历史脉络同等重要。他特别强调：人和邻里关系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发展就把这一切连根拔起。

冯叶记得，上世纪80年代自己陪父亲去过丹麦世界建筑师大会，那一届的主题是“群众参与”，每人只有15分钟发言分享时间，冯纪忠便讲了自己带学生做的上海旧城更新方案，强调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我记得，讲完后，好几位东欧建筑师拉着他说，他们太感动了，因为他们面临的状况与上海非常像：经济要发展，但城市里大量的历史建筑、传统脉络还没完全破坏，正处在‘是否要保留’的临界点。”冯叶回忆说，“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人都会在生活改善以后，慢慢回头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如果到了那一天，什么都拆光了，那么你就很难再找回来了。”

然而，冯纪忠的方案却不是停留在“文化口号”，他很早就提过上海老城厢要“消灭马桶”，并提出下水道的改造。“他的规划思路里，改善城市生活、改善居民卫生，是和建筑理念同等重要的。”

近40年后的今天，上海终于“消灭”了最后一只马桶，但冯纪忠对于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提示，依旧任重道远。

忆晚年林风眠：另一条命运线的交汇

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冯纪忠收到了来自香港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我寄居在弥敦道上，一间百货公司的仓库里，这里光线昏暗，空间狭窄，空气更是浑浊，算起来，我到这个城市已然一年，却依然不习惯这里的拥挤嘈杂，独在异乡，常有孤独寂寥之感，可否让冯叶与我作伴，我将倾己之力，助其成才。”信的落款处写着“林风眠”。

不久后，冯叶便启程前往香港，陪伴78岁的林风眠，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3年时光。

年轻时的冯叶 金石声 摄

冯叶与林风眠的故事，要从母亲席素华开始讲起。席素华曾就读于复旦和震旦文理女子学院，却没有系统学过绘画。结婚后，冯纪忠发现她有绘画天赋，便鼓励她去学画，并亲自为她寻找老师。

由于当时正筹办同济建筑系，需要美术基础课教师，于是遍访推荐名单，最终聘陈盛铎在同济任教。席素华也在陈盛铎处学素描。后来，一家人住进同济新村，又认识了樊明体、周方白等同济的老师，席素华也到同济建筑系蹭课画画，后来其作品还入选了上海美展并获奖。

“母亲的西画基础逐渐扎实，父亲便想让她学中国画，计划去南京跟傅抱石学山水。”然而，命运安排了另一条路——冯纪忠在一本儿童杂志《小朋友》的封底看到了林风眠的作品。此时的林风眠正处于事业低谷：靠每月80元的政协补助生活，但房租就要50元。送去美术展的作品还被退回。“我父母当时不认识林风眠，但听闻这些故事后，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拜学的老师。”

1957年，《小朋友》第三期封底，林风眠作品《水鸟》

恰巧，林风眠是陈盛铎在杭州艺专的老校长，可以引荐，但要等林风眠的夫人和女儿离开中国之后。那段时间，因为妻女即将离开，林风眠心情非常低落。

最终，在陈盛铎的引荐下，席素华成为林风眠的学生。冯叶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觉得有趣——一个在上海美展得奖的人却被退展的画家收作学生。而林风眠也坦言，席素华的中国画基础还不够，建议先与张石园学国画。

“小时候我母亲跟着张石园画画，我就自己在旁边跑来跑去，看他那些画稿。后来我学国画，也用了他给我妈的那套带有石涛笔意的画稿。”

林风眠先生（右）与冯纪忠夫妇

1968年，69岁的林风眠被冠以“特务”罪名拘留在看守所。在长达4年半的牢狱生活中，必须写下一个可以送物品的人，林风眠写了冯纪忠。

“我们收到一封小小的黄纸信，上面写着具体的日期和时间，说可以进去送些肥皂、草纸、衣服、日用品。也只能送这些，送多了也不行。我们就是靠这种方式跟林风眠保持了一点点联系。”冯叶说，“林风眠出狱之后，就一直教我画画。他说我是他最后一个学生，他的关门弟子。”

1977年，林风眠在叶剑英的帮助下出国探亲，并辗转去了香港，一年后写信回上海给相关领导，说他要去法国办展，需要一个助手，于是冯叶被批准去了香港。

1980年代初，林风眠在香港。 冯叶 摄

1979年，林风眠在巴黎塞努奇美术馆办展，“那次展览希拉克也来参加。我本来准备留在巴黎，巴黎高等美院的院长、教务长看了我的作品，愿意收我做研究生。但我得先回香港办签证，几个月后再来，他们也同意了。”冯叶对澎湃艺术说，“可偏偏就在那几个月里，林老突发严重胃出血，进了三次急诊，人几乎站不稳。虽然我很想继续深造，但林老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想着他一生孤苦，身体又这么差，我还能陪他的时间其实不多了。所以我没有去巴黎读书。我一点都不懊悔。”

1980年代末，林风眠参观冯叶画展并题字。 冯叶供图

然而，对自己的父亲冯纪忠，冯叶却带着遗憾。因为后来的日子总是与忙碌交织：冯叶在中国香港、日本、法国办个展，筹划林风眠百年诞辰纪念展，几乎耗尽全部时间。

“我如果能早一点停下自己的事情，多帮帮父亲，也许他能留下更多著作，也能多一些对谈、学术梳理。他的思想会更完整、更成体系。这是我心里很深的遗憾。”

1998年，冯纪忠一家在地中海邮轮上。 冯叶供图

本次专访鸣谢：吉木昂传媒（编导：周琮麒；摄影师：黄潇航、王容海、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