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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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妇”形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叶嘉莹先生认为男性笔下的女子有两种感情类型，一种是期待，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我无论如何都要等待他；另一种是奉献，如“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我要把我自己奉献出去，一辈子追随他。女性诗词中的男女之情是否也以“期待”和“奉献”为主要表现呢？
李清照和赵明诚是历史上难得的模范夫妻，爱情佳话。他们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夫妻犹如良友，这使得李清照的爱情词自然真挚，分外动人。“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宛然一个慧黠活泼的女子。宋室南渡之前，李清照即便是写离别相思，也并不流于凄苦绝望。“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独具巧思；“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楚楚动人；“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虽然是在为相思而洒泪，但词中风晴日暖的春天，脉脉含情的梅柳，浪漫的酒意诗情，仍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明媚闲适的气息。李清照与丈夫的感情更像平等交流的文章知己，她也会思念，也会等待，但视角是平视而非仰视的。当然这与李清照的正妻身份有关。明末清初女诗人黄媛贞为人侧室，她有一首《与夫子索梅喜得诗以谢》：“春气无缘入，东风代扣门。折来枝上色，将作掌中恩。遥谢南轩主，承开寤寐言。”折梅相赠是风雅之事，黄媛贞向丈夫索要一枝梅花，也如愿以偿得到了，但从这首诗的口吻不难看出，她对丈夫明显有一种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仰望。
男性诗词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高度艺术化了的形象，在男女相思之外还会寄托君臣之义。女性笔下的情感书写则更加日常化、生活化。李清照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闺秀，她的词自然妥帖也精美工致。历史上还有很多不甚知名的女性作者，她们的相思怨别之作更是细腻朴拙。唐代晁采的《子夜歌》：“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剪之特寄郎，聊当携手行。”剪下指甲寄给爱人是非常私密的事，晁采幻想爱人收到指甲带在身边，就像牵着自己的手出行。更多时候女子想要寄给丈夫或情郎的是衣服，她们写到制衣寄外，不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那样简洁凝练，而是会写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明代刘氏《寄衣》中写道：“剪刀未动心先碎，针线才缝泪已多。长短只依元式样，不知肥瘦近如何。”她怀着深切的思念动手缝制衣裳，尺寸只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因为离别太久，她已不知道爱人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这种体验只有真正留在家中痴痴悬望，真正拿起针线缝衣的人才能产生。
男性诗词中的思妇形象通常是深情且坚贞的，不是在等待，就是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之情是十分复杂的事，正如唐代女诗人李冶所言：“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恩爱夫妻之间尚且有怀疑试探的时候，何况在古代包办婚姻之下，又有几对夫妻能像李清照和赵明诚那样恩爱情笃呢？黄媛贞也曾给出门在外的丈夫缝制衣裳：“宵深怜指冷，好月待初临。彩线传针密，寒衣下剪深。非关灯不奈，应是酒难禁。未必常为念，空教一片心。”她在深夜里裁剪缝制，手指发冷，困倦寂寞之时忍不住怀疑自己这份用心能否得到珍惜。
留守家园的女子对远方的爱人有种种怀疑猜想，原是人之常情，黄媛贞的表述还是比较含蓄的。宋代士人妻《寄鞋袜》诗云：“细袜宫鞋巧样新，殷勤寄语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尘。”唐代的平康坊为妓女聚居之地，后来成为烟花柳巷的代称，这名女子给丈夫寄鞋袜当然是出于关怀思念之情，但也在提醒丈夫不要踏足烟花之地。清代的陈蕴莲在寄外诗中写道：“床前明月冷于霜，病枕难安寒夜长。遥想应官听鼓客，此时正学野鸳鸯。”径指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陈蕴莲与丈夫之间有何矛盾误会我们不得而知，但空间的阻隔足以带来种种想象，何况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子对丈夫的态度多半只能被动接受而已。
古典诗词中常有“从对面设想”的写法，如杜甫写妻子“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女性诗词写男女相思也会设有想象之辞，元稹继室裴淑的“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是单纯的思念，但更多女性想到千里之外的爱人时，会萌生出对自己寂寞处境的悲怜。唐代赵氏《杂言寄杜羔》：“人生赋命有厚薄，君但遨游我寂寞。” 黄媛贞《春晴怀远》：“若见山川秀，应怜闺阁清。”《临江仙·书窗寄外》：“怜君千种事，惟我一闲人。”都表达了被限制在闺阁之内的生活是何等空虚无聊。当你饱览江山秀色的时候，可会想到寂寞冷清的我？清人李学璜在寄给妻子归懋仪的诗中写道：“期我风云天路阔，怜君松竹夜窗虚。”在外面天宽地阔的男人还能共情家里闭锁一隅的女人，李学璜这两句诗表达的情意实属忠厚，可惜不是每一个困守闺阁的女子都能得到这样温暖的回应。
男女之情是女性诗词的重要题材，在她们自己笔下，有脉脉柔情也有沉思怨怒，其情感表达立体丰富之处更接近生活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