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书法作品
吴可读书法作品文/周奉真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甘肃皋兰籍御史吴可读因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历史机缘，两人缔结了深厚的情谊，宛若寒夜双星，彼此映照。
弹奸初识
同治年间，陇右之地生灵涂炭。朝廷特命左宗棠总司平乱，其时部分官员履职不力，尤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为甚。
成禄（1823-？），镶白旗满洲栢连佐领下人，累功至乌鲁木齐提督。自同治四年（1865年）驻兵甘肃高台，七载间虚报兵额、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左宗棠决意参劾此人以儆效尤，整顿西北军务。他洞悉成禄虚报军情、欺上瞒下之本质，遂于同治十一年四月三十日上《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系统揭露其三大罪状。奏折直指成禄“谬率乖张，实难枚举”，请“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
成禄暴行至权家屯血案达顶点。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甘肃高台县权家囤庄生员李载宽、赵席珍等因秋粮歉收请愿缓捐，反遭成禄诬为“聚众谋逆”。左宗棠调查证实，成禄以“抗粮”为名发兵围庄，“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概行屠戮”，稚子蒙学亦未幸免。更诬以“剿灭叛逆”，奏称“阵亡把总仲瑞林、周得胜等应请议恤”邀功。左宗棠愤而上《武职大员苛敛捐输诬民为逆纵兵攻堡请旨查办折》，痛陈：“此实稍有人心者所不忍为，亦军兴以来所仅见。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
御史吴可读继起上奏弹劾。吴氏早于同治九年夏便听闻有关成禄行为的传闻，然因“事关重大”暂未公开举发，而是暗中联络甘肃地方人士查证。待见到朝廷明发左宗棠奏折后，随即呈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列举其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属时，因庖厨煮面不熟竟斩首泄愤等罪状。吴可读更以“臣乡百姓莫非朝廷赤子”为引，痛陈当地民众“初遭战乱，继受匪患，复遇兵灾，今又遭官员荼毒”。奏劾指“成禄有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措辞严正，凛然生威。朝廷援引《大清律例》，拟对成禄处以斩立决。
然成禄系满洲贵族，竟得翻案。朝廷曲意回护，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吴可读愤而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言辞激烈：“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少年同治，初登帝位，敏感异常，认定吴可读欺他年少，才敢语带嘲讽，如此放肆。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同治帝“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拟定吴可读死罪。清律规定，定人死罪，须“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放）” 。惟因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吴可读性命得保，御史职被撤，降三级调用。成禄则仍判“斩监候”，囚于狱中。
左宗棠虽与吴可读素昧平生，但在此事上展现了整肃纲纪的共同担当。左氏借此契机理顺西北军务，为后续经略奠基。念及此谊，左氏对吴可读青眼有加，成为终生挚友。在吴可读遭贬后，左氏感念其风骨，多方斡旋，力邀其回归故里，主讲兰山书院，以续士人经世济民之志。
同建贡院
自清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设立甘肃行省，陇原士子须赴陕西参加乡试。左宗棠曾痛陈：“陇士寒苦者多赴陕乡试，远者数千里……故士人终身不预秋赋者，尝十之七八。”道尽边陲学子跋涉之艰。及至左氏平定关陇后，正式奏请陕甘分闱，清廷允准甘肃独立建贡院。此举堪称“普天同庆”，然甘肃经十年战乱，财政支绌，建院资金筹措维艰。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吴可读间关跋涉，返故里兰州。是年夏，西征总戎左宗棠移驻兰州行辕。二人虽因参劾成禄早闻其名，此番方得初见。左氏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同时请其以个人威望向甘肃各界募资建设甘肃贡院。吴可读对陕甘分闱期盼已久，感念知遇，毅然担此重任。
据安维峻《甘肃新通志》记载，吴可读“穿梭于各州县衙门之间，托钵于富绅商贾之门，劝捐到白银五十一万两”。这简略而程式化的记述背后，实为惊心动魄的系统工程。吴可读需在既无专项拨款又无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完成巨资募集，其难度远超寻常公务。
吴可读《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组诗及其自注，为这段历史留下鲜活注脚。其第十八首“雨雪霏微腊八前”句下自注：“时余奉文劝捐，北川将归。”甘肃腊月平均气温零下八至十二摄氏度，结合“雨雪霏微”之语，可见其冒寒辗转州县的艰辛。诗中“暗数流光惊过客，那堪生计逼残年”之叹，更道出六旬劝捐者承受的身心煎熬。资金筹集中遭遇的舆论压力，在组诗第一首：“亡羊此夜悲歧路，失马当时说塞翁。”两句后作者自注得到印证：“时余劝捐已就绪，以浮议暂止。”所谓“浮议”，当指地方势力对巨额摊派的非议。吴可读既要应对官场中“各州县衙门”的推诿，又须化解民间“富绅商贾”的抵触，这种双重压力在其“亡羊此夜悲歧路”的比喻中显露无遗。从时间维度考察，吴可读的劝捐工作始于同治十三年春，持续至岁末。其组诗第二十九首“三百六旬此夜终”显示，除夕仍在核算账目。
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当年应试者逾三千人，较分闱前增长六倍，印证了这项工程的实际效益。左宗棠在《奏请甘肃分闱疏》中强调“人文蔚起，边疆永固”，吴可读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兰州城西北隅（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址），甘肃贡院于光绪元年秋闱前建成，此年甘肃首次独立乡试如期举行，应试者逾三千之众。贡院落成显著提升本土士绅规模。张仲礼在《中国士绅——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的统计显示：康熙至同治朝150年间甘肃进士233人，而光绪朝13科即取士115人，占总数348人的33%。左氏家书载“兰山书院肄业者四五百人，各郡县闻风兴起”，印证“奏请分闱，添学政，益广文教”之效。自此，皋兰人文蔚起，西北边疆深度融入帝国文化体系，开启“文教敷施”的新纪元。
道义之交
吴可读与左宗棠之交谊，实根植于士大夫精神血脉的共鸣。在国是抉择层面，二人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远见。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当同治帝大婚典礼与各国使臣觐见礼仪之争同时爆发时，吴可读上《请令各国使臣觐见不必跪拜疏》，直言“若因争此一节致启衅端，所关匪细”，既援《周礼》“以时制礼”古训，又引康熙朝俄国使臣免跪旧例，力主“礼以时为大”。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亦在奏折中疾呼：“礼以时为大，拘泥虚文而损国体，非智也”，更于私函中痛陈：“今之持华夷大防者，犹抱宋儒腐论，不知英吉利之坚船利炮已抵津门。”两份相隔几千里而呼应的奏疏，以“因时变礼”的务实主张打破华夷之见桎梏，最终促成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十四日下诏准行鞠躬礼。这种政治默契更延伸至边疆治理：当左宗棠弹劾成禄虐政时，尚未见左氏其人的吴可读冒死上疏，以“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相呼应。二人在此事上道义相济，更显士人风骨。吴可读因弹劾成禄获罪革职，陷入“长安居大不易”的困境。左宗棠三度致书邀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考虑他旅费无著，彼此从未谋面，吴又不好开口，便安排友人谢维藩作为中间人代送川资：“如（吴可读）起程盘川无出，李筱轩处弟尚有寄存银两一二百金，当可代为筹算。”持久的经济援助更见左宗棠用心之深。吴氏尸谏殉道，据左宗棠家书中记载，他连续三年资助吴家：光绪五年——“以二百两为柳堂营葬”；光绪六年——“吴柳堂瞻家银千余两”；光绪七年——“吴柳堂世兄之桓处，弟曾划廉余千二百金畀之。”这种持续性资助超越寻常官僚体面，实为士大夫“朋友有通财之义”的典范。
知音互赏，使二人精神世界高度契合。左宗棠评吴可读“骨鲠可风，意见微偏”，看似批评实则激赏：在晚清官场乡愿之风盛行时，吴氏的“偏”恰是士大夫风骨的棱角。吴可读《呈左爵相七律二首》中有“感恩知己更何人，六十年余戴德身”句，视左宗棠为终生知己。将左氏比作“军中韩范名儒度”，更以“三百年来第一人”相许。此誉与左宗棠自诩“今亮”形成精神对话。光绪元年（1875年），吴可读为左宗棠作寿联：“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上联取孔子作《春秋》之喻，下联化杜甫咏诸葛诗意，既契左氏“文章西汉两司马”的自诩，更暗含对其“东戡闽越，西定回疆”功业的期许。当左宗棠将此联悬于中堂，叹“柳堂知我”时，道义之交已升华为精神知己。面对吴氏以身殉道的刚烈，左氏既批评其对同治帝“羼入感恩图报之私”，又赞其“为正义而死者”的凛然气节，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恰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完整呈现：既有“杀身成仁”的道义担当，亦存“发乎情止乎礼”的理性自持。
吴左之交，映照出晚清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光谱。在传统秩序崩解之际，他们以道义相砥砺，以国事相切磋，构建起超越利害的精神共同体。这种交谊不以权势为纽带，不因生死而断绝，恰如司马迁所言：“士为知己者死”，在晚清的天幕上划出一道璀璨的精神光芒。
【本文为甘肃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吴可读文集整理与研究》（2023YB12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