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以花喻人是中国文学的常用手法，传世佳作极多。在此之中，唐人偏爱牡丹，李白、白居易等人的名篇佳句不胜枚举。宋代并未出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花”，而是芍药、荷花、梅花等数种主流花卉并存的局面。如果说牡丹象征花开富贵，那么芍药的花语是仕途通达，故而“四相簪花”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荷花则是另一路，从周敦颐《爱莲说》不难看出，它的花语是道德至善。这两者分别代表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相向端点，共同构成士人立身处世的进退之途。不过，在出仕与退隐之间，理当何者为先，宋人仍有分歧，由是引出芍药与荷花的高下之争。与之不同的是，梅花的花语是精神启迪。也就是说，仕途通达可遇不可求，道德至善只能无限接近而难以彻底达成，梅花则极为适合士人的自我代入，展示克服外在困难而不断丰富人生内涵的过程，这既涵盖道德层面，也不排斥入仕视角，完全符合儒家对精英成长历程的预设。顺着这样的思路，宋人对梅花加以现实中的再发现与文学上的再创作，使之成为常见而非偶然的审美客体。
从现实中的再发现来说，宋人推动赏梅成为高雅的文化活动，并由南向北广泛传播。《西清诗话》卷下载：“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始移植……中，特珍赏之。一日，贵游赂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自尔名园争培接，遍都城矣。”红梅原产苏州，后被晏殊移植于开封的宅第，而能入晏殊的法眼，大抵在于红梅“清艳两绝”的特殊气质，因为有清无艳则寡淡，有艳无清则浅俗，两者兼得方有雅俗共赏的美学气质，也符合以入世之行而怀出世之念的士人情怀。晏殊以文坛领袖之身份地位“珍赏”红梅，一时间成为京城名流的新潮，以致发生了有人用盗取花枝的方式，将红梅移种到自家花园的事情。这种做法，确实有失贵游的体面，却反过来证明红梅的审美热度。此后，红梅被京城各大名园引入，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共赏性花卉。不仅如此，宋人还细致发掘梅花的不同品类，不断丰富其实体类型及文化内涵。《竹坡诗话》：“东南之有腊梅，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犹未之见。元祐间，鲁直诸公方有诗，前此未尝有赋此诗者。”由此说明，蜡梅（编者注：古文中为“腊梅”，现多写为“蜡梅”）审美同样是宋人普及的结果，尤其是经过黄庭坚、李之仪等“元祐诸公”的描绘与诠释，蜡梅便成为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于一体（“家家有”而又不能“作寻常看”）的清赏对象。这些美学观念与行为，在文学艺术中有相应的呈现。虽然梅花早已是诗歌与音乐的审美意象，并有相应的典范作品，但宋人的推动，亦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宋末林景熙在《王云梅舍记》中拈出“岁寒三友”的概念，明代黄凤池《梅竹兰菊四谱》更提炼出“花中四君子”之说。梅花兼有这两个雅号，正是文化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文学上的再创作来说，林逋是宋代梅花诗无法绕开的代表人物。这位隐逸诗人以“梅妻鹤子”的高洁形象闻名于世。虽然终身未仕，却受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代皇帝的礼遇，成为士林佳话。作为高士的自我隐喻，林逋的梅花诗，尤其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的秀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宋初就已被广为传颂，千年间长盛不衰，如今亦入选中学课本。宋人以他的诗作为中心展开广泛讨论，意在探索宋诗如何确立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格。
在此之中，首要问题是确认林逋梅花诗的独创性。虽说文学鉴赏见仁见智，但对精品的挑剔性评点，旨在为时人的创作和欣赏设置“判例法”。根据《诗话总龟》前集记载，有人批评林逋的经典名句不够切题，“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即使把场景与叙述移让它花似乎也同样合适。苏轼以戏谑的口吻指出：“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意思是这首诗的内涵之丰富与意蕴之深厚，文学传统中的桃李杏花难以对接，不能随意置换。这种独一无二性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宋诗在唐诗“极盛难继”的时代背景下追寻自我的努力方向。
若要优中选优，则林逋的梅花诗仍可进一步精挑细选，即通过比较同一个名家的同题秀句，更精确地树立宋诗典范。根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记载，在林逋的众多梅花诗中，欧阳修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发现者与传播者，而黄庭坚认为“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更胜一筹，王直方则更欣赏“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胡仔却认为“此句略无佳处”。蔡居厚虽然认同“疏影”“暗香”确为警句，但批评“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的格调配不上前联，以致有佳句而未有佳篇。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名次评比，而是精准找出最能代表宋诗特色的秀句，这涉及宋人亟需直面的宋诗发展道路问题。
事实上，即使名家名作在前，宋人也从未停止推陈出新的脚步，毕竟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根据《竹坡诗话》记载，在林逋梅花诗“脍炙天下殆二百年”的语境下，仍有不少能与之媲美的新作，例如苏轼“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此语一出，和靖之气遂索然矣”；张耒“调鼎当年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虽未及东坡高妙，然犹可使和靖作衙官”；胡份“绝艳更无花得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绝，使醉翁见之，未必专赏和靖也”。实事求是地说，以林逋诗为比照对象，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其二未必后来居上，张耒《梅花》与胡份诗也未必足以分庭抗礼，但充分证明宋人未被经典作品所笼罩，而是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可以说，林逋的梅花诗是宋人综合考量作家作品、时代思潮等诸种要素后树立的文学典范，也是宋人从常见诗歌意象中取得突破的成功样本，并非轻易可被超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胡仔按语：“秦太虚《和黄法曹忆梅花》诗，但只平稳，亦无惊人语。子瞻继之，以唱首第二韵是倒字，故有‘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亦是趁韵而已，非谓太虚此诗，真能压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古今诗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压倒耳。后人不细味太虚诗，遂谓诚然，过矣。”胡仔的观点较为平实稳妥，苏轼《和秦太虚梅花》将秦观《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置于林逋诗之上，实则只是次韵所需，并带有鼓励出新的性质。或者说，林逋梅花诗的艺术地位，尤其是创新贡献，已有定评，无法否定，不宜过度解读苏轼诗的原有表达及用意。
归结起来，怎样的作者才能写出优秀的梅花作品呢？宋人的答案是，与梅花品格相应之人。这种对应是精神世界的投射与回响，就像梅花以柔美婉丽之姿抵抗严寒冰雪，若非心中有恒定的道德理性，恐怕很难达到花人合一的境界，并形诸文辞。《韵语阳秋》云：“皮日休尝谓宋广平正资劲质，刚态毅状，宜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其所为《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人。近见叶少蕴效楚人《橘颂》体作《梅颂》一篇，以谓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此意甚佳。审尔，则唯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日休之言异矣。”宋璟的刚毅人品与《梅花赋》的富艳文风形成显著反差，似乎与“文如其人”的传统理论相悖。面对皮日休的这个疑问，叶梦得重新解释为，只有内心道德勇气充沛，才有坚守本心的力量，从而自由地释放人性的光辉，而不必拘泥于外在表现形式。这便将梅花与严冬、人品与文风、理念与现实等看似矛盾的命题两相统一，实为把儒家的理想人格赋予梅花，让花卉生成文化力量，既给读者精神启迪，也为作者前置了更高的道德条件。
（作者：周萌，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