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大范围、远距离、跨地域、长时段、多形态、多族群、全球化的游历,使得诗人们眼界大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入前人未入之境,经前人未经之事。学者黄二宁的《四海车书总会同:元代文人游历与行旅诗研究》,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全球史视野下,考察了元代文人的游历观念、特征、类型等,揭示了元代诗歌独特的思想、艺术与文化价值。
□明生
游历之广,前所未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某种媒介中得知外部的信息,二是通过自己的游历,亲身接触、感受和了解。
身在旅途的文人,往往作诗描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是产生了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行旅诗。萧统《昭明文选》将诗歌分为23类,其中就有行旅诗,收录了潘安、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等11位作家的35首行旅诗。严羽《沧浪诗话》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角度看,行旅诗多,是元诗的一大特色。要认识元代诗歌、元代文学,认识其特色与丰富性,应该深入研究元代文人游历与行旅诗。
13至14世纪的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交通空前便利,中外交流空前活跃,涵养出天下一统的盛大气象。《四海车书总会同》一书认为,元代实现的“大一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中国本土层面,指元代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后四百年左右的分裂与割据,将中国本土南北打通,实现了“南北大一统”。二是世界史层面,指元朝将广大的欧亚地域纳入到统治之下,建立起世界性的巨型帝国,这是“欧亚大一统”。
元代疆域远超汉、唐,以陆、海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中西交通和以南北运河与海洋航线为主要通道的南北交通,实现了南、北、东、西之间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使得元人的游历首次具有了世界性,成为13至14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远距离游历与跨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元代文人的赠序诗词中,可以感受到空前广袤的地域,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游兴,也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善游者如司马迁等,其所游区域已然不能与本朝相比。陈栎在《送赵子用游京师序》中激动地说:“今日之天下,乃从开辟以来,未尝有之混一,极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所照临之疆域,萃海内之大贤名公,星罗林立于众大之都。”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大盛,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唐代文人的漫游之风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文人游历史上的三个高峰。不同之处在于,元代的文人游历,空间跨度更大,包括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和海内外之间,首次具有了世界性。
《四海车书总会同》将之分为两个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蒙古国时期至元灭南宋之间。蒙古灭金以后,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代表的北方文人,跟随蒙古西征的步伐,展开了西域的远游；更多北方文人则游走于世侯之门,是为北方游幕之风。忽必烈建立金莲川幕府,招贤纳士,北方文人开始从世侯流向忽必烈幕府。第二阶段是元灭南宋以后至元代灭亡。南北在隔绝数百年后重新归于一统,再加上科举停废,北士南游、南士北游空前加速,并日益常态化。
从游历文人的籍贯归属看,兴盛程度的排名大概是江西、浙江、福建等。游历文人的目的地,不同时期也略有不同。南北一统以后,初期主要集中在杭州等地。程钜夫江南访贤以后,北上大都者增多。一直到元后期战乱,不少文人开始在江南本地游历,金陵、杭州、吴中较受欢迎。
开放多元,皆可入诗
元代文人或在随军征伐中度过干戈岁月,或跟随元皇室往返于两都之间,或出使异国感受异域风情,或通过海路南上北下,或因为职务调动遍历南北。遥想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情感纠结与思想交锋。这种情感纠结与思想交锋,可以从他们的游历与行旅诗创作管中窥豹。旅途的新奇与艰辛,荣耀与苦难,都一一记录在案,动态呈现。
元代诗人萨都剌有一首《过鲁港驿和贯酸斋题壁》诗,很能反映元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吴姬水调新腔改,马上郎君好风采。王孙一去春草深,谩有狂名满江海。歌诗呼酒江上亭,墨花飞雨江不晴。江风吹破蛾眉月,我亦东西南北客。”诗中涉及赏曲、隐逸、游历等文人生活的多个方面。
如果说“我亦东西南北客”成为元代文人自我身份认知的标志性话语,那么萨都剌《将入闽赵郡崔好德求题舆地图》的那句“四海车书总会同”,便成为元代行旅诗中共有的文化观念。
东西南北的大范围、长时段的游历,不仅扩大了元代文人的地理视野和文化视野,更增进了对国家的认同感。比如元后期南方文人周伯琦,多次扈从游历上京,他说:“今予所历,又在上古、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
新的地理知识、地理词汇出现,则为元代诗歌带来了新的诗歌内容和审美题材。在元代诗歌中,既有江南的秀水奇山,也有漠北的风雪草原；既有西域的奇异风情,也有海上的波澜壮观；既有内陆的日常生活,也有海外的怪事奇观。诗中的各种区域文化元素并置,显示了元诗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内涵。这是士人游历带给文学的最直接的影响。
比如,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学传统相对薄弱,元代却有许多海上纪行诗。此时,海洋不再是单纯的神秘想象空间,更是自然存在的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是诗人的情感空间。诗人对海的认识也就由模式化、意象化的认识转变为体验式、感受式的认识,对海洋空间的书写就更具真实感、层次感、场面感、细节性和纪实性。诗人们赞叹海洋辽阔,思念家乡亲人,情感朴实真挚；描写自然海景、航运历程,或凶险或平静；刻画海员船工,形象生动；《运粮行》等诗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的关切；《海歌十首》则出现了人在海上航行的愉悦感。
再如,安南(今越南北部)纪行诗是元代异域纪行诗的典型代表,打开了中国诗史的一片新天地。安南风物由此第一次成规模地进入中国诗歌,这些纪行诗融纪行、怀古、载奇、抒怀为一体,涵盖了从北到南的超远的空间跨度、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具有独特魅力。
与此同时,多种多样的文学文本不断出现。为远游士人或迁调官员写的赠序；为谋求仕进机会而写作的干谒诗、干谒书信和干谒赋；两都制度背景下,作为文臣来往两都时的纪行诗；通过海洋航线南来北往,留下的海上纪行诗；以大元使臣出使安南时的纪行诗歌……
山川自然、旅途见闻、民情风俗等等,皆可入诗,甚至诗中加注释,使得元代诗歌以诗存史的功能凸显。有学者指出:“生在大一统时代的人们所欣赏、盛赞的诗不再是意境佳美、言辞工巧、孤芳自赏的东西,而是态度熙和、表意稳妥、描述切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写作目的上与上古诗歌创作的意义相近,具有可以群、可以观、可以兴的特点,真正迎合了那个时代多民族、多政体、多地域、多风俗情形下大家渴求交流、联系、共鸣的需要。”
交互影响,天下一家
《元代文学通论》曾说,元代文坛有五种风气,分别是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赏曲之风,这代表了元代文人心灵和生活情趣的两个基本方面:前两种体现了走向自然的心灵和人生取向,后三种体现了他们对文人生活情趣的热衷。
长期以来,学界关注更多的是元杂剧、元散曲,对于元代诗歌的研究不多,行旅诗更少。实际上,耶律楚材和丘处机的西域诗歌,以南方文人为主创作的上京纪行诗,陈孚等出使文人的安南纪行诗,以及大量的北人南游行旅诗、南人北游行旅诗等,放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是极为特别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改变了宋、金诗歌的旧面貌,文学价值不可小觑。
认识元代文人游历之风盛行的事实,还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理解元代文人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在中国古代史上,元代多元文明共存共融、交互影响的特征突出。文人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主要记录者。
《四海车书总会同》注意到,元代文人的游历观念,绝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山水观览,而是以孔子、孟子、司马迁作为文人之游的典范,强调广大的地理地域、多元的文化现实、深厚的区域历史文化,对文人求学、治学、作诗、作文等修养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游历对文人行志、求遇、行道、致用等经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元代文人面临的时代政治环境和背负的文化责任密切相关。
一个突出表现是,元代南北文坛的交互融合与影响不断加深,出现“北人作南风”和“南人作北风”。“北人作南风”现象是指北人受南方文化影响,在创作中或运用南方典型创作手法进行写作、或以南方风物为描摹对象、或以南方时调写北边风情,其间又不失北人气质,显示出南北贯通的风格。而“南人作北风”现象是指南方文人大举北上,为北方气度、景物、人物风俗、异域宗教等所吸引,所作诗文既溢出南方典型意象,又脱落于南方农耕文明的特征,显示出迥异于南方文化气质的创作现象。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43岁的张炎与沈钦、曾遇一起,北上大都,参与金字《藏经》书写,一年后南还。张炎此行虽然并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但对其诗歌创作带来了重大影响。张炎自言“把秦山晋水,分贮诗囊”,其北游词作中充满了北方意象,情感更为深沉,境界更为开阔。再如,萨都剌《泊舟黄河口登岸试弓》:“泊舟黄河口,登岸试长弓。控弦满明月,脱箭出秋风。旋拂衣上露,仰射天边鸿。词人多胆气,谁许万夫雄。”这是元代文人精神的一个侧面,也是文人在游历过程中的情感抒发。
元代行旅诗看似多元,却有一个高亢的主旋律。《四海车书总会同》指出,宏观上看,元代各地域、各族群士人的游历、交游与书写,不断形成以儒学、诗文、书画等为具体内容的知识共同体,极大地拓展了元代文学版图的空间边界与题材内容,不断建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文人群体对元王朝的政治态度,从抗拒、抵触、游离走向认识、理解和认同,对于形成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颇为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