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发展格局，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实力而被后人称为隋唐盛世。随着文化研究成果的积累，邯郸大地与隋唐文化成型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邯郸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古黄河南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考古表明，最晚8000年前，邯郸西部武安就出现了灿烂的磁山文化，经炭14检测，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黍来自10000年以前；6500年前的武安赵窑遗址几乎覆盖了整个邯郸地区的历史脉络；邯郸南部磁县下七垣遗址，展现了3600年前丰富多彩的先商文明。
甲骨文中共有17片甲骨提到了“甘”和“单”。根据《竹书纪年》记载，3100年前邯郸已经是农业、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邑。邯郸之域在西周时属于卫国，春秋时为晋地。2400年前（公元前386年），赵国先人由中牟来到这里，建立了新的诸侯国都城，古赵邯郸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了汉末；1800年前，曹操在淇水入黄河处筑坝迫其东流，开凿了通往邺城的运河——白沟，开始了更广阔的事业；1500年前，关陇权贵高欢次子高洋在邺城建都——国号“齐”，使邺城代表北朝与南朝的建康（今南京，曾称建业、秣陵、建邺、建康等）延续着南北对峙之势，掀开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原因，在商周晚期邯郸就已经是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的城邑，赵国由中牟迁此建都之后，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郭纵、卓氏是史书上最早记载的钢铁大王，吕不韦在这里创造了商业奇迹，1500多条成语典故既是道德规范与生存智慧的结晶，更充分表明这里不仅是经济、政治的中心，更是文化的高地。
赵武灵王的英武、蔺相如的智慧与格局、廉颇知错就改勇于担当的人格魅力与荀子的圣学，终究抵挡不了同样生于邯郸的秦王嬴政一统江山的壮志。丛台的恢宏、学步桥的魅力，曲周故城外背水一战的决绝，朱山石刻对汉赵王的赞颂，迎来了对酒当歌的豪迈……
最初，邺邑属卫国的势力范围。“齐桓公首筑邺城”与邺城成为魏国的陪都，均出于军事对垒和扩张的需要。西门豹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兴修水利的一系列举措，既是魏国治理能力的体现，又为邺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曹操将自己的大本营由许昌迁到邺城的最大动因或许和赵敬侯定都邯郸一样，因为这里有更好的基础、更大的空间。只不过面对战乱和人为破坏，他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发力。
建安九年，曹操克邺、兴邺、废邯郸。邺城的发展迎来了机遇，更是一种延续。
曾经的古赵大地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开拓尚武、人才辈出。
磁山文化的农耕基因、夏商周青铜器文明的光芒、赵文化的开放进取，必然为邺城的崛起注入新的生命力。
曹操已不再满足于滏口陉天然的陆路交通对经济军事的支撑作用而修凿了人工运河白沟，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和隋唐大运河的肇始段……
遵循《周礼-考工记》中轴线原则，所谓的王城、廓城呈分离状，品字型、四门三大殿、中轴线布局的赵王城，在曹操眼里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在邺城的建设过程中，开创了都城整体中轴线对称规划布局的先河，并自隋唐开始在整个东亚地区成为王国都城建设的规制。
邺城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开办有大型官营手工作坊和迎宾馆，集中设置了规模更大的东市和西市……东魏北齐时甚至设立了织染署，邺城发展达到高峰。
先秦时期武安磁山是唯一出产天然磁铁的地方，所以这里是指南针的前身“司南”的原创产地；东晋陆翙所著《邺中记》不仅是研究后赵石虎及十六国时期邺城的重要史料，且书中关于“指南车、司里车，舂车木人及磨车”的记载，展示了早于欧洲同类发明的本土创新及1700年前高超的机械联动技术。
没有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大规模的陶器烧造，就不会出现南北朝时期贾壁窑、临水窑的青瓷及隋唐化妆土白瓷和彩绘的原创工艺，也就不会有宋金元时期的鼎盛，以至于后世将这种独特技艺所制造的产品——无论它的实际产地走到了哪里，一律被敬称为：磁州窑。
汉代，邯郸曾是重要的丝绸产地，罗敷采桑的故事家喻户晓。考古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汉晋刺绣手套是西域商人在邺城订制的丝织品；魏明帝赐给倭奴国王的名贵丝织礼物，出自邺城的官府工匠；波斯从北魏购置的丝绸大部分产自河北；近年来出土的北齐墓壁画、上世纪在磁县茹茹公主墓中发现的拜占庭金币，都是邺城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国际性都市的物证。
奉公守法所标榜的古赵邯郸法制精神，在邺城具化为《齐律》，继而以《隋律》《唐律》的形式影响中国法制建设一千年……
没有西汉鸡泽毛氏叔侄的努力，我们或许将与唐代的五经之一（《诗经》）、科举考试的标准版本、儒家核心经典——《毛诗》无缘。
作为迁都行动的重要内容，儒学正统的标志——熙平石经在由洛阳运往邺城的过程中不幸部分落水遗失，余碑及由邯郸淳补书刻制的三体石经曾矗立在邺城太学之门……
邺城出土石刻上“连珠人面纹、或扛或抱的大鱼”隐匿着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古老密码；响堂山石窟中那一尊尊逐渐亲和的脸庞背后，是外来文化在邺城开始本土化的艰辛之旅，为隋唐时期彻底完成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史记》明确记载：赵烈侯好音。不知邯郸学步所追捧的主角儿在“起步”时是否配有悠扬的音乐？兰陵王入阵曲、秦王破阵曲与屡见史书的“赵萧、赵瑟”和1982年涉县出土的39件战国青铜乐器或许大有干系……
但可以肯定的是，铜雀台上，鲜见史册的曹魏乐府文学中的音乐表演专门人才——曹魏女乐及相和歌、清商乐，不仅是有“华夏正声”之谓的隋唐清乐重要的素材来源，更是后世礼乐之开创者。
和着成语的音律、赋体文的神韵，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传承前人婉约细腻、追求美好的基础上，冲破以荀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学主客问答的表达局限，慷慨激昂直抒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种文学自觉直接影响了唐代诗人的自我表达和个性展现，并以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峰，奠定了隋唐诗歌的鼎盛。
平原君的门客三千、毛遂的自我推荐，最终促成“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用人标准；汉代的察举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在北齐的国都——邺城，终于改革为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并对在笔试中“书有滥劣、文理孟浪”者进行饮墨水一升的处罚。这一系列遏制门阀政治的做法，最终对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胡服骑射改革。还是在这块土地上，自曹魏设立中书省开始，掀开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幕。至隋唐时期，封建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
西晋与东晋相继。前者结束“三国”实现了统一，但其统治危机也为随后的大乱局埋下了伏笔。北魏重新统一北方、北朝开始，随即分裂——北周取代西魏、东魏禅让北齐。北周灭北齐、外戚篡权隋朝建立，北朝终结；后者因西晋灭亡偏安江南一隅，带动江南开发引发南朝“宋、齐、梁、陈”的延续。隋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隋、唐一体……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隋唐制度的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北魏北齐一源，其影响不仅限于汉魏，还包括东晋南朝前半期，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制度的影响。其中，北魏、北齐文化对隋唐制度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二，梁陈一源则是指梁代继承创立及陈氏因袭无改的制度，这些制度在杨隋统一中国后被吸引采用并传之于李唐。其三，西魏、北周一源是关陇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与鲜卑六镇势力的环境相适应而产生的混合品。
10000年前的黍粟、3000年前的古城、1800年前的运河、1500年前的古罗马金币（茹茹公主逝年：公元550年；金币流通时间：东罗马帝国公元395—1453年，西罗马帝国公元395—476年），还有一次又一次的融合、改革和创新，与隋唐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有着必然的联系。
据此，我们甚至可以狭隘地认为，邺城是民族融合走向隋唐的起点。
磁山文化与下七垣、涧沟遗址同宗，邯郸与邺城同源。
无论是那一片适合种植黍粟的高台平地，还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邯郸，抑或曹操集团的大本营，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邺城，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用勤劳、智慧、勇气和牺牲所积累下的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从容而坚定地走向隋唐。
（本文大量引用外地专家、本土学者研究成果，并得到贾海仲、黄浩、王福生、卫庆前等同志指教）
临漳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