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即使再乐观的人，对其复杂程度与后果的判断都会抱有些许谨慎态度。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这段历史的“剧中人”，我们如何才能看清宏大且抽象的“战略竞争”？《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这本书，以“超级企业”为研究对象，在产业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开创性地搭建了一座“桥梁”，绘就以大国竞争为核心叙事的、清晰的“产业政治地图”。

《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封面

正如该书所述，“美国霸权的兴衰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中美战略竞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竞争是当前最主要的领域，而产业和科技又是经济竞争中最核心的内容”。对于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样的竞争是一个新课题。而对于享有超强“产业权力”的美国来说，其面临的挑战也显而易见。

南风窗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该书作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巍教授。

大国竞争的产业维度

南风窗：大国竞争、中美关系是当今热门研究话题，《产业政治》这本书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在“填补空白”。请你介绍一下当初是如何发现这一研究切入点的，你和你的团队对产业政治的研究，目前和接下来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是什么？

李巍：国际问题研究的本质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与国家兴衰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影响特定国家的兴衰，而国家的兴衰改变国际格局进而塑造国际关系。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决定国家兴衰的主要原因是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地理的迁移。

我们已经目睹了过去两百年来的五次大规模产业迁移，每一次产业地理空间的改变，都带来新的大国崛起和旧的大国衰落。可以说，产业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分布，是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一把关键钥匙，而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界对此重视不够，这主要源于学科之间的分化导致知识的割裂，同时也源于中国一直在全球产业地理格局中处于配角地位。

而产业的地理分布和迁移，显然不完全是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深受巨大的地缘政治结构力量和国内政治运行过程的驱动，这就是产业政治。由于产业涵盖的内容过于丰富，笼统地讨论产业问题无助于把握产业政治，为此我和我的团队致力于打开产业“黑箱”，进入到微观的具体产业领域。

前几年我们主要集中关注民航工业、半导体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我们对这三大产业在中国的成长和与美国的竞争进行了长期和深度的追踪，而且细致到特定的企业。毫不谦虚地说，我们团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产业问题介入最深的。

未来，我们会逐渐向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造船以及航天产业拓展。我们希望逐一攻克这些涉及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产业，绘制一幅全球产业政治的宏观地图，以便我们理解21世纪世界格局的演进。毋庸置疑，中国是今天这幅产业政治地图的核心主角，也为我们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关键“土壤”。

2026年8月28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南风窗：你在书中有个观点，“美国的现代产业战略是大国竞争背景下霸权国的国家力量与全球市场力量之间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这里的“前所未有”颇有深意，因为现代经济运行模式、产业链的复杂程度，历史上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参照，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规律与政治逻辑之间的拉扯，有可能呈现不同以往的局面，导致美国产业战略胜算不会像历史上那样高？

李巍：美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就是对全球市场力量的一次反叛。“新华盛顿共识”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干预全球市场，阻遏市场力量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侵蚀。与苏联不同，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其实对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只是这种福利主要由硅谷和华尔街占据了，五大湖流域的“铁锈地带”则成为最大的受损者。

问题是，美国政府没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国家能力，这导致了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剧烈的政治矛盾，所以美国只能“内病外治”，把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当作“替罪羊”。在美国历史上，美国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都是释放市场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无论是贸易领域还是金融领域。

但现在，美国要动用国家力量全面对抗全球市场，要推倒自己一手缔造的经济全球化，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崩溃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不是英国的主动作为。市场以效率为核心，国家以安全为宗旨，它们都十分强大，作为一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当然是以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来观察这两股力量在美国的激烈对撞，它是后人书写21世纪政经史的核心线索。

南风窗：产业政治学有两个根基，即国家能力与地缘政治，这大致可以归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权力政治范畴。我们知道，传统的国际政治概念、理论也在演化，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在影响甚至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你觉得权力的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大国的产业战略？

李巍：人工智能将赋予一些超级企业巨大的权力资源，比如彼得·蒂尔创建的新型防务企业帕兰蒂尔和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在现代军事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军工企业。企业通过掌握算力、算法和数据，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美国的“科技右翼”就认为，未来的政府应该由技术专家来掌控，技术精英可以代替传统政治官僚来领导整个国家。

2025年6月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霍索恩拍摄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总部一角/图源：新华社

目前，“科技右翼”已经崛起为美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权力、资本和思想集团，他们推动了硅谷技术、华尔街资本和五角大楼的合流，成为继当年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能源—工业复合体和金融—工业复合体之后，一个可以被称之为“科技—工业复合体”的新型权势集团。

这个集团的思想教父就是彼得·蒂尔，而具体的操盘手就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最近由他主持起草的长篇报告《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这是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打赢新一轮科技战争的宣言书，值得我们认真研判。“科技右翼”痛恨官僚主义、鄙视传统建制派，鼓吹技术立国、技术治国，认为技术进步能够解决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

未来，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再是简单的“暴力机器”的使用，而是要通过掌握技术权力的超级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超级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体，更是一个“政治巨兽”，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资源。如果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界的核心关切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那么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限制超级企业的权力滥用，将会是一个非常紧迫的政治哲学问题。

美国并未走向“孤立”

南风窗：你在书中提到，二战后，护持全球霸权就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根本内容，而美国的产业战略与护持全球霸权之间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近年来美国学界有关于美国是否应回归“普通国家”的争论，而特朗普又是二战后最能与孤立主义扯上关系的美国总统。你认为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社会思潮，会如何影响美国产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进而影响美国的霸权护持？

李巍：我一直认为孤立主义并非一个描述美国国家战略的合适词汇，尽管这个词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认为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隔离主义”，即在政治上不参与国际事务的纷争，在经济上维持一定的封闭市场。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美国执行的就是这种战略。尽管后来美国成为全球性霸权之后，“隔离主义”被国际主义和干预主义所取代，不再是美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每当美国国力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这种思潮就会沉渣泛起，影响美国的政策选择。

当前，美国的“隔离主义”主要体现为在经济上反对全球化，政治上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所以，特朗普对全球大打关税战，全面推倒自由贸易体系；同时继续大规模“退群”，拒绝提供国际公共物品。“隔离主义”意味着美国把战略重心从领导全球、构建自由国际秩序转向经营本土、贯彻“美国优先”政策，其中就包括大力度推动“在岸生产”，加大本土投资，缩短供应链特别是跨国供应链。

美国推行这种战略的主要动员武器就是“经济安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就“经济安全”发表演讲，而过去，美国财政部长通常是自由主义的最坚定拥趸。对“经济安全”的空前重视，就是美国“隔离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现在“经济安全”俨然成为反全球化的代名词，在美国大行其道。

2026年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南风窗：你认为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美国产业战略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近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的文章，他的主要论述和观点（“新华盛顿共识”的进阶版），基本没有超出你书中对他经济战略思想的分析。你如何看待沙利文这样的战略家在现实的美国产业战略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特朗普“冲击波”的背景下？

李巍：杰克·沙利文是美国杰出的战略家，代表了美国精英界的思维水平。他本是一位受到良好学术训练的外交事务专家，但是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地缘经济有着非常深度的思考。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拜登政府任内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导了对美国经济战略的重塑，其中就包括所谓“现代产业战略”的出台。

沙利文和莱特希泽是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思想发动机”，对美国过去十年经济战略的重心从“华尔街”转向“主街”（意指实体经济）、从富豪阶级转向中产阶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华盛顿共识”的终结者，进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由于莱特希泽已经老去，现在共和党内的主要经济战略家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虽然贝森特出自华尔街投资圈，但纵观其过去一年多里的多次演讲，他对经济安全和经济权术高度重视，显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思维，而是一种很深刻的地缘政治思维。

贝森特正在全面改造美国财政部的自由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当年罗伯特·鲁宾、亨利·鲍尔森等华尔街巨头所奠定的，他们都出自高盛公司，是华尔街的旗帜性人物。但贝森特似乎只擅长演讲，他目前主导执行了什么具体的政策尚不明晰。美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对华竞争政策，都是由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主导，比如“硅和平倡议”。

这是贝森特不如沙利文的地方，沙利文是一个行动派，他和雷蒙多联手打造了很多产业外交和产业政策工具，比如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法案》等，不过很多都没有被特朗普政府所继承。但像沙利文这样的战略家在特朗普时代难有用武之地。因为特朗普在专业人士面前有一种自卑感，所以他起用了很多毫无原则、惟命是从的人，以及一些像他那样的“政治演员”。

赫尔伯格是特朗普政府中非常有潜能的技术官僚，但他的能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取决于特朗普对他的信任程度。

特朗普/图源：新华社

南风窗：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题为《美国制造业正在退潮，特朗普关税未起到帮扶作用》的文章，用数据说明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大规模回流、制造业就业岗位也没出现大幅增长，认为高关税导致原材料、中间产品价格上升以及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重要原因。你如何看待美国产业战略的设计与落地之间的距离？

李巍：《华尔街日报》这种主流媒体的话也不能尽信。这家媒体是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旗手，它不愿意背离自己信奉和坚持了多年的理念，一直唱衰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但是它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解决美国当下产业衰落的有效药方，因为它代表的是美国传统金融资本的价值和立场。

制造业回流是美国在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失业压力下，所进行的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学试验。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目睹过“去工业化”之后又能实现“再工业化”的先例。在莱特希泽、沙利文、贝森特等政治精英看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经历的“去工业化”进程已经被证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美国联邦政府必须逆势而为、力挽狂澜。

这些政治精英们承认，关税是美国制造业再复兴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不通过关税“筑墙”，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强大的产能面前，将不堪一击，所以美国需要把贸易保护这个“梯子”重新“找回来”。经过过去几任政府的努力，美国制造业复兴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重磅投资，台积电已经在美国重建半导体制造的产业生态。这与美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芯片战争”有关。

当下，美国最重要的一项产业战略就是“星际之门”计划，即在美国本土大规模布局算力中心，众多美国科技公司都参与了这项由联邦政府背书的庞大工程。但是，任何产业战略想要生效，都需要足够的时长和耐心，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愈演愈烈的党争，阻碍了联邦政府采取连贯一致的大战略。在多个政策领域，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翻烙饼”现象，而高度情绪化的特朗普就是这种“翻烙饼”的集大成者。

不过，在复兴制造业问题上，从奥巴马开始的三位美国总统已经形成了比较坚决的共识，只是具体做法有些差异。纵观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金融与制造就是一个矛盾体，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金融文化的盛行一定会伤害制造文化，而制造文化的勃兴一定需要抑制金融文化。美国当然是不会放弃金融霸权的，它能否在金融与制造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不必着急下结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华尔街日报》的一家之言，否则我们容易低估美国当下围绕制造业复兴所正在进行的艰苦努力。

输不起的“战争”

南风窗：从书中分析的七个案例来看，美国的产业权力优势比较明显。这些案例涉及的大多是相对成熟的产业，美国的产业权力某种程度上说“天然”嵌入其中。你认为在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产业领域，中美之间的产业权力竞争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比如形成势均力敌、甚至中国弯道超车的局面？

李巍：美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的产业权力在急剧衰落。美国的经济权力现在主要集中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但是，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产业权力，而且是美国要极力护持的。

在制造业领域，芯片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之一。在芯片领域，我们在原材料、生产设备、设计软件、制造环节等多个方面都严重受制于美国。由于高端芯片是AI算力的基础性硬件，我们在算力方面还与美国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孕育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智谱等诸多杰出的大模型企业，我们在算法上几乎能做到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它们普遍存在着算力不足的问题。

尽管华为、寒武纪等企业能够设计出很好的芯片，但在代工方面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中芯国际等企业在逻辑芯片的生产方面与台积电、三星等巨头差距还很大，其中的关键是我们不能获取阿斯麦的先进光刻机。

人工智能是中美产业与科技竞争的终局之战，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到类似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的高度。美国固然有算力优势，但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条正在加快完善之中，最近长鑫存储在全球掀起的风暴就是一例。我们相信，只要给中国时间，更多像长鑫这样的优质半导体企业就会脱颖而出。

而且中国在电力供应方面也很有优势。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中国在2011年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发电国，未来随着大量绿电的入网，以及中国在核能方面的进一步发力，中国在电力上的优势会进一步放大。因此，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究竟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但毫无疑问，两国谁都输不起这场“战争”。

2026年8月26日拍摄的甘浙特高压长江大跨越输电塔封顶作业现场/新华社发（郑贤列摄）

南风窗：你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美战略博弈中，欧盟或欧洲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目前欧盟出现了“中国冲击2.0”的声音（担心中国掏空欧洲的制造业），你认为与美国以护持霸权为底色的产业战略相比，欧洲的产业战略有什么异同，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巍：我近几年多次访问欧洲，特别是对欧洲的第一大工业国德国有一些了解，2023年我曾在那里访问了两个月，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德国。我能感受到现在欧洲上下弥漫的浓重的焦虑情绪。

其来源有三：俄乌战争给欧洲在传统安全问题上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对欧洲构成的双重霸凌，特别是屡次羞辱欧洲；另外，就是中国的产业崛起对欧洲形成的巨大竞争压力，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汽车产业。

欧洲唯一的出路就是更加深度的一体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战略自主，这样它才能在激烈的地缘竞争舞台上有立足之地。英国脱欧对于欧洲的一体化不啻一锤重击，目前欧洲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对未来没有方向。

如前所说，当今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和产业。空客和欧元曾是欧洲经济竞争力最为成功的两个范例。但是，此后欧洲再也没有孕育出类似伟大的“杰作”，直到今天，欧洲都没能取得超越空客和欧元的成就。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不能算是欧洲的骄傲，因为它主要受美国资本和技术的支配。

在汽车、电气、机械、电子、核能、化学、航天等诸多领域，欧洲的产业竞争力都摇摇欲坠，更不用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新兴领域。欧洲诸国目前还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扭转欧洲在产业和科技方面的颓势。

2025年4月1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人们在宇树科技展区观看机器狗演示/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一方面，欧洲国家没有勇气像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那样，采取“休克疗法”彻底推倒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欧洲主要大国孕育不出像特朗普这样具有“革命家”特质的政治领导人。同时，欧洲的战略精英在长期的和平主义浸染之下，或许也逐渐失去了进行颠覆性思考的能力。

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推行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强势产业战略。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整合，欧盟获得了贸易权力和货币权力的统一，但是欧盟没有财政权，因此欧盟难以执行统一的产业战略。

而且，欧盟现在患上了严重的“官僚病”，大量的繁文缛节和无休止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政治辩论正在侵蚀欧盟的执行力。这有点类似钱穆先生所说的“制度繁密”，他认为正是层出不穷、堆积如山的规章制度，压抑了中原王朝在中后期的社会活力，而当下的欧洲非常类似。

面对这种情况，欧盟只能诉诸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我不认为保护主义完全不能起作用，但是保护主义必须辅之以自立自强的内部政策，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仅靠保护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不过，欧洲毕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仍然有雄厚的家底，欧洲经历过过去几百年血与火的淬炼。危机是最好的助推器，欧洲或许能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孕育出强大的政治领导，把自己从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在中美俄之外，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人类文明终归要丰富多彩、多元并立才好。

文中首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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