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传山绘《历代名臣像赞》之《陶渊明》

　　罗广心/摄 

　　同治七年（1868年），马征麟编绘的《长江图说》注曰，“归林滩，古桑落洲也。”相传周瑜当年在桑落洲屯兵点将、备战赤壁，并栽“九柳”为记。待陶渊明辞官归隐于此，九柳仅剩五柳，遂自号“五柳先生”，并筑“归林居”安置流民。今宿松县桑落洲归林村落位于长江北岸，与南岸彭泽县隔江相望，远山苍茫，江水滔滔，到访者难免发怀古之幽思：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儿，傲骨到底有多硬？

 家世显赫 愤然辞官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东晋时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又名陶潜。一生入仕五次，辞官五回。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立进士科，比陶渊明29岁首次出仕的东晋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要晚两百余年。东晋时期“铁饭碗”并非凡进必考，而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旗帜鲜明弘扬“龙生龙、凤生凤”的门阀文化，要想打破“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宿命，入伍从军并战功赫赫，是实现咸鱼翻身的唯一通道。像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寒门，提着脑袋从这条路上逆袭后，权倾朝野，尊为东晋开国元勋，身居大司马、长沙郡公等要职，奠定了荫庇子孙的根基。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并非陶侃嫡长，没资格承袭爵位，但在门阀政治大背景下，还是当上了江州治所——武昌（今湖北鄂州）太守。其父陶逸任安城（今江西吉安）太守，级别降低倒也无所谓，偏偏在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英年早逝，时年8岁的陶渊明遭遇丧父之痛。家道中落，判若云泥，但毕竟是士大夫阶层的官宦子弟，即使“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在大家族帮衬下，仍有条件启蒙识字，接触经史杂著，开展玄学清谈，口袋里自带出仕入场券。陶渊明五次履新，或以州府征辟任掌管文教、礼仪的江州祭酒（江州治所已从武昌迁至寻阳，今江西九江），或相继被桓玄、刘裕、刘敬宣等军阀直接征召为幕僚，而最后一次出任彭泽县令，则是家族余荫与高官举荐合力的结果。

　　唐僧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袁世凯复辟称帝八十一天完蛋，这个吉凶难卜的数字，其实也与陶渊明有关。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冬天，彭泽县有个“迎考”接待任务，接待对象是代表寻阳郡太守来督察县政的督邮。督邮官小威大，遵循惯例，县令“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曾在江州任过职，在军阀幕府见过各色人等，想不到地方“诸侯”还要如此卑躬屈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要穿齐官服、系好腰带去弯腰恭迎，这一关就算过去了。然而，刚至不惑之年的陶渊明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言毕，解印辞官，并作《归去来兮辞》。巧不巧，他在彭泽县令任上刚好八十一天。

名士气质 本心使然

　　有人说，五斗米值不了几个钱，换谁都有可能撂挑子。今天超市大米价廉物美，五斗米的确不值钱，但与陶渊明那“五斗米”并非一码事。

　　东晋时期，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米”，县令每月收入包括：钱两千五百文，米十五斛（1斛为10斗，斗为10升）。按一月三十天均摊，每天收入是俸钱八十三文、禄米五斗，也就是说，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仅是每日的“禄米”。如果按等价购买力测算，县令工资福利相当于当下科级干部，农耕时代自给自足，消费指数低，这个收入足够陶家七口过上“小康”生活。但陶渊明宁可辞去官印丢掉里子，也要守住底线保全面子，与他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追求自由、质性自然皆有关联。

　　凭借曾祖父陶侃积攒的政治、物质、文化等优势，即使代际家运呈抛物线下滑之势，陶渊明作为“官四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没有“五斗米”，照可衣食无忧。在彭泽县令之前，陶渊明已四次辞官，固然与时局不稳、政见不合有关，也与生下来就手握出仕入场券有关。行走封建官场，欺上瞒下，阿谀逢迎，不开心不说，十二年摸爬滚打，曾有的抱负热血，早在繁文缛节的琐屑和仰人鼻息的不甘中消弭殆尽。这样委曲求全、随波逐流混下去，中兴门庭、政声流芳的朴素向往，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与其碌碌无为不开心，何不遵从本心，田园续梦？关键一点，其外祖父孟嘉乃二十四孝“哭竹生笋”孟宗的曾孙，家族以孝行德望传世，孟嘉受家风濡染，虽位高权重，却是清流名士之典范，魏晋风度之标杆，这使少年丧父、随母寄居孟家的陶渊明深受影响。

　　人有傲骨，多为恃才。外祖父孟嘉家学严谨，藏书汗牛充栋，陶渊明不仅启蒙学习《论语》《孝经》，而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经史典籍，诸子百家，儒家立身，道家养性，皆是陶渊明遵从本心、辞官归隐的催化剂。

归隐田园 诗宗千古

　　据史家考证，陶渊明辞官后归隐地有三处：庐山脚下园田居（今庐山市城西玉京山）、南村（今庐山市温泉镇栗里陶村），长江北岸桑落洲归林居（今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

　　西晋建兴六年（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汉赵政权杀害后，原本镇守江南的皇族旁支司马睿，在南迁士族琅琊王氏支持下，称帝建康，国号沿用，历史上称“东晋”。从大区域看，东晋划江而治，依托长江天险，最终与北方五胡十六国等势力对峙百余年。划江而治，不能机械地理解为长江是天然“国界”，江北也有多地掌握在东晋手里，包括在长江中游具有“江心锁钥”战略地位的桑落洲。这一区划格局，历史上几乎未变，直到1936年1月，民国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乘船察看灾情，发现北岸桑落洲堤圩毁损修复迟滞，得知主因是跨江而治、贻误灾后重建后，将桑落洲上段划归黄梅县，包括归林庄在内的下段划归宿松县，跨江而治格局自此终结。由此观之，陶渊明仕途五进五出、辞官归隐终老，始终没有离开过寻阳郡。

　　陶渊明选择桑落洲，远离行政治所，眼不见，心不乱，更因长江这一天然屏障，自带咫尺天涯陌生化，以致被认为是世俗之外的“桃花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乌托邦”图景，后人揣摩就是对桑落洲的临摹。

　　拂去市侩蒙尘，无关江湖庙堂，闲云野鹤，信马由缰，但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并不寡淡。田间劳作、自给自足，把酒临风、自得清欢，在桑落洲种桑、种豆、种花、种诗。在归隐的二十二年间，存世田园咏怀、辞赋散章有百二十余。“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平实诗句记录日常，心声独白足见性情，既有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恬淡，更有躬耕劳作、精神安宁的洒脱。元熙二年（420年），东晋灭亡，陶渊明一家生计严峻，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夫唱妇随披星戴月，惺惺相惜苦中作乐，其妻翟氏淑德风范跃然纸上。

　　从传世名篇看，陶渊明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等，其平实写意的文风与南朝推崇的华丽浮艳分道扬镳，所幸归隐就是远离名利喧嚣，不在乎艺术成就被边缘化。待到百年之后，昭明太子萧统编订八卷本《陶渊明集》，并将九篇作品收入《昭明文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渐被世人认可。到了宋代，苏东坡认为“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比李白、杜甫更胜一筹，加之朱熹等理学家的极力推崇，德艺双馨的陶渊明迎来高光时刻，最终演绎洛阳纸贵的千年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