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自古便是南北水陆往来的要道。六百多年风雨变迁，渡口成为天津河海文化中一抹独特的底色。

　　地处九河下梢，河道密布的天津，旧时桥梁稀少，为便于沿河临水而居的人们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渡口与渡船应运而生。天津早年的渡口可分为私渡、官渡和义渡。私渡出现得最早，可能在天津出现原始村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常由个体船户开设，通常为家族式经营，可惜没有史料记载，但官渡却有详细的历史记载。官渡由官方设立，最初用以便利驿使通行，据清乾隆《天津县志》记载，早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天津便已出现了真武庙渡、北马头渡、晏公庙渡、寇家口渡、宝船口渡等8个渡口，这些渡口的渡船由天津兵备道官银建造，每船配备水手一名。义渡则是由地方乡绅捐资或僧人募款兴办，基本属于公益设施，民众过往免费或收费极少。灵活的私渡、规整的官渡、公益的义渡，共同构建了明清时期天津渡口的完整体系，支撑起河流两岸人员、物资、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

　　天津渡口由来已久，星罗棋布，数量繁多，尤以横贯繁华地区的海河最多，而且渡口间的距离较小。近代王守恂所撰《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至清宣统年间，北运河上渡口19个，南运河上渡口18个，淀河上渡口3个，子牙河上渡口3个，海河上渡口27个。据《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记载，到1953年，天津市各河渡口共有32处，其中海河17处、南运河8处、子牙河1处、北运河5处、新开河1处。

　　1860年天津开埠之后，海河两岸租界相继设立，租界码头、洋行、货栈沿河密布，海河两岸工商业和居民区快速发展，专门以营利为目的的摆渡业日益兴盛起来。这时，私人经营的渡口日渐增多，来往于海河两岸的小木船“帮摇”也逐渐升级为大型摆渡船，摆渡成为市民不可或缺的出行方式，刘庄、杨庄子、大同道等渡口每日客流量上万人次，成为市区重要渡口，承载着工人通勤、商贩经商、百姓走亲访友的日常需求。同时，万国桥以下海河两岸还设立了多处主要为外国人或洋行企业服务的专渡。例如，俄国驻津领事馆在建国花园开设的专渡，太古洋行在太古码头设立的渡口以及美孚油行渡口、德士古渡口、亚细亚渡口、开滦渡口等。

　　海河自三岔河口蜿蜒向东，纵贯天津城区，一路奔流入海，沿岸次生出许多渡口，这些渡口承载着鲜活的城市记忆，民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与传说。比如，始建于清代的东沽渡口，就流传着“龙袍郑”的传说。渡口摆渡人郑老汉常年在此撑船渡客，某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途经此处搭乘他的渡船过河。时值早春，细雨纷飞。登岸后，郑老汉邀请乾隆皇帝到家中避雨歇脚，并用当季海鲜面鱼款待。乾隆觉得塘沽面鱼风味独特，欣然留下手谕，要郑老汉每年送两筐面鱼到京。郑老汉得知是皇帝旨意后，年年按期送鱼赴京，乾隆也时常回馈些银两。长年累月，郑家家业日渐丰厚，遂被称为“龙袍郑”。这段故事虽无史料佐证，却在塘沽民间长时间口耳相传。

　　海河沿岸的刘庄渡口不仅历史悠久，曾是天津客流货运十分繁忙的渡口之一，而且镌刻了海河两岸一步步发展变迁的印记。明万历年间，官府便在此设立官渡，连接河东区大直沽与河西区小刘庄。天津自古流传“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说法，大直沽地处河海交界，元朝时便已是南北漕运重要枢纽；到明清时期，此地烟火稠密，村落居民千余户，商铺、酿酒作坊十余家，已是市井繁华之地。小刘庄自明代起形成村落，地处漕运粮船必经之处，依托水陆码头日渐兴盛，与对岸大直沽商贸、人员往来密切。

　　几百年来，大直沽与小刘庄两地百姓依靠渡口互通有无、联姻结亲、往来频繁。特别是每年农历五月初，大直沽天妃宫娘娘庙会之时，从河西小刘庄来逛庙会的居民众多。他们除了观赏大轿老会、法鼓、高跷等一道道精彩纷呈的民间花会外，还从庙会上买走风筝、宝剑、泥娃娃、太平鼓等民俗用品，反映出人们对大直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喜爱。

　　20世纪初，伴随着天津创办实业热潮的兴起，小刘庄由原来的农业村落逐渐转变为工业区。自1915年裕元纱厂在此兴建，小刘庄街头逐渐出现了理发店、照相馆、说书场、茶楼、杂货铺、当铺等商业设施，贯穿村庄的“刘庄大街”形成。20世纪20年代以后，小刘庄一带的居民逐渐增多，厚德里、裕厚里、恩德里、德源里、同德里等里巷相继建成。1936年，裕元纱厂改名为公大六厂，厂方随之添置机器设备、扩建厂房，并陆续修建公明里、信德里、公明大院、信德大院与信德里大楼。成片的住宅和厂房建成后，将原本分散的小刘庄、贺家口、南华里、下瓦房等连成一片，成为天津重要的居住区和工业区。

　　与此同时，作为津门“七十二沽”之一的大直沽，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靠奔流的海河，北临蜿蜒的京奉（北宁）铁路，西上能直通繁华的市中心，东行可达田野村庄，这里除了有知名的直沽酒，聚集着二十几处酒坊，还坐落着英商的卷烟公司、打蛋公司，美商的美孚油栈、德士古油栈以及日本的裕丰纱厂，也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区。洋行和纱厂的聚集，带动了周边商贸、餐饮行业的繁荣，小刘庄和大直沽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大批周边农民脱离农业，走进工厂，转变为工厂工人，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人员来此就业谋生，刘庄渡口成为当时非常繁忙的渡口。据《庸报》描述，“（刘庄）渡口上的人，总是那么的多，尤其是在早上和晚上的一刹那，一拨人刚过去，立刻又续上一拨。无论是有身份的官员，出身寒苦的劳工，都杂在一起，等待着船只的到来”。

　　另外，刘庄渡口的渡船还见证了天津工人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1925年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小刘庄裕元纱厂工人与社会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和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8月9日，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以宝成纱厂为中心，联合裕元、北洋、裕大等纱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8月11日，河东裕大纱厂日本资本家勾结军警镇压工人，引发工人大罢工，河西裕元等纱厂工人纷纷乘船渡过海河，奔赴河东支援，砸毁了裕大纱厂的公事房和部分机器设备。这就是闻名全国，载入中国工人运动史册的“砸裕大”事件。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海河沿岸的诸多渡口先后被浮桥、新式桥梁所取代。天津因“天子渡口”而得名、因漕运而兴盛，六百余载的城市变迁，始终与河海水运深度相融。在桥梁普及之前，渡船是海河两岸人员、物资流通的重要工具；遍布河道的渡口不仅是水陆通行节点，更是镌刻天津漕运脉络，留存天津市井烟火气息的珍贵文化遗产，构筑了天津特有的河海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