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已经工作多年后，在一次出差中，有人问我“你也写诗吗”，激起我一个久远的回忆：20年前，我把一本乐府诗集（具体书名已不可考，书也遗失于多次搬家中），千里迢迢地从南方带到1000多公里外的北方，郑重地从行李箱中捧出来，摆到寝室“上床下桌”捉襟见肘的书架上，仿佛完成一个“北上”的仪式。

那时候，我们觉得诗歌是个好东西，但好像，诗歌不是个日常的东西。

我从小喜欢诗歌，启蒙读物是一本插图拼音版的唐诗小书。但在我的少年时代，诗歌并没有如今日这般在年轻人中流行，也很难想象有一天，还会出现《中国诗词大会》这样全民背诗的节目。于是，我的喜欢，有一些欲说还休的矜持与害羞。

我第一次知道宋词，是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文曲星”（一种已经消失于市场、只存在于记忆的电子辞典），里面存储的资料中收录了宋词这样一个新鲜的文体。缠绵悱恻的婉约派，瞬间吸引了一个步入青春期的少女的心。

可以说，整个中学时代，什么“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占据了我做完作业后的夜读时光，也频频出现在我的作文里。那时候觉得，一句话如果能说明白，那最好别说太明白。

转折发生于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看到了那本乐府诗集，那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明白如话。比如，那首著名的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理论一点说，乐府诗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历史一点说，文艺风格的变化往往是时代的需求。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不是为了复兴乐府诗，而是为了重光一种诗歌传统——关切时代与社会。

当然，以上是宏大叙事，对一个个体而言，刚刚成年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这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知道，除了精致的文字，我开始关注诗歌所承载的现实——这种现实，可以是事件，可以是情感，但一定是与我有关的“存在”。

而且，渐渐地，我变了。在写作上，能一句话说明白的，就不要说两句话；能用简单的词说明白的，就不要用复杂的词——白描最好。在功能上，诗歌不只是一个睡前读物，诗歌要进入我的日常，进入日常的东西，才可能有焕新的生命力。

带着乐府诗集去上大学，后来回忆，像一个符号，也像一个隐喻，提醒我，要关心与我有关或无关的周遭和远方——这也确实是大学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再后来，一次偶然，我来到长沙铜官窑博物馆，见识到了唐诗的另一面，有人称之为“人间唐诗”。

这些诗里，有老师给学生放春假的诗：“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有写水乡生活的诗：“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有明志的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还有那首广为流传的爱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这些诗歌都写于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之上，随着文物出土，重见天日。长沙窑是民窑，也就是说，这些诗，真的是唐朝普通人日日相对的日常。商家选择的这些唐诗——有的甚至不见于《全唐诗》——共同特征是，普通人看得懂、愿意看，因为，我诗写我心。

当诗歌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不再是一个纯文学的东西，我好像离诗歌更近了一些。有一次去绍兴，看到满大街的“鲁迅周边”，我被墙上的两句诗吸引——“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出自鲁迅的散文诗《野草·题辞》。一瞬间，我觉得我也可以大声说，我喜欢诗歌了。

有人问我“你也写诗吗”，有两个前提：一是，他写诗；二是，写诗属于日常。看来，诗歌又可以成为普通人之间交流的工具了。虽然很遗憾，我不写诗，但我大声告诉他：“我爱诗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