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明朝人而言，崇祯十年（1637）一位“红毛舟长”（语出夏燮《中西纪事》）率领船队来华贸易所引发的小冲突，大概是一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的小事。很多当事人，甚至包括两广总督张镜心，事后还不知道这些“红毛”并非此前经常打交道的荷兰人，而是过去不常见到的英吉利人。官修《明史》也把此事归入《和兰传》。如今我们知道，威德尔船长（Captain Weddell）此行，可以说是标志着中英之间几个世纪交往的实质性开端，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次实际接触。
英国历史学者尼古拉斯·D.杰克逊（Nicholas D. Jackson）在新书《龙旗与狮帆：大航海时代的中英首次交锋》（原书在2022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The First British Trade Expedition to China: Captain Weddell and the Courteen Fleet in Asia and Late Ming Canton）中讨论的这次接触，历时不过半年，在中文研究中常被称为“虎门事件”或“虎门事变”，民间甚至还有“明英战争”的说法，而本书则界定为一次“商业探险”（trade expedition）。这个带有强烈冒险色彩的称谓，十分适合描述这场跨越重洋、驶往未知的冒险：在出发前，整个船队对于中国的知识，几乎只来自于极有限的书籍，懂中文的译者根本找不到，一行人对明朝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也几乎是一无所知。结果这次大胆的探险，一方面成功带回许多珍贵的东方货物，获利不菲，但另一方面，船队也在中国陷入了一场骗局，并一度沦落至极其危险的处境中。最后威德尔船长签下承诺，保证永不返回中国，一行人才得以带着自己的财产和货物平安返航。
过去对这场中英间最初的直接接触不乏关注，而本书的主要贡献，则在综合利用中、英、葡三方史料及研究，整合过往研究成果，考订诸多历史细节，最终呈现出一段骨肉丰满、情节跌宕起伏的商业探险经历，颇让读者有种阅读历史小说的感觉。作为作者的第二部学术专著，这部书选题与他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的第一部专著相去甚远（Hobbes, Bramhall and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但书中对威德尔船长此行背后历史语境的讨论，又似乎得益于作者在研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历史时所受的训练。
尼古拉斯·D.杰克逊（Nicholas D. Jackson）著，谷晓书译：《龙旗与狮帆：大航海时代的中英首次交锋》，北京：团结出版社，2026年，255页，58.00元
本书英文版（2022）封面前往东方通商的新机遇
在大航海时代的亚洲海域上，英国人是一支晚到的势力。威德尔船长的冒险之所以能够成行，首要得益于十七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三股势力间彼此关系变化从而产生的新机遇。在十七世纪最初二十年，荷兰人与英国人结成同盟，共同挑战并成功削弱了葡萄牙人的海上霸权；但到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荷兰人势力壮大，葡萄牙人则下定决心与英国人联手。1635年的《果阿协定》（The Convention of Goa）就是这一新合作的标志，它也给英国人提供了前往澳门开展贸易的理据。本书主人公威德尔船长在场目睹了这一协定的签署。
促成威德尔船长此次贸易探险的机构，并非后来长期主导中英两国关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而是它当时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柯庭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柯庭协会吸收了许多曾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但却又对它有所不满的人，威德尔船长就是如此。他本来长期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参与了多次对葡的军事行动，战功卓越，是一位被视为葡萄牙人克星的英雄船长。然而1635年时，他却被公司要求对船只意外失火一事负责。满心冤屈的他在回国后，决定不惜损害旧雇主的利益，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一份前往东方的探险计划，并得到国王的许可与赞助。
英、葡、荷三方在东方竞逐利益的这一背景，意味着威德尔船长一行在1636年4月出发后，除了最终要直面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明朝政府，还要在前往东方的漫长航路上，与居心叵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周旋。一路上他们没少遭到冷遇，也常常碰到危机，但最终还是成功在1637年夏天抵达澳门。而且在路上他们就已采购到足够装满一艘货船的货物，让其先行返回。在通过荷兰人封锁的马六甲海峡时，他们还意外获许在苏门答腊岛的亚齐开设商馆。然而他们的好运没能在中国的海岸上延续下去。
威德尔船队中成员彼得·芒迪（Peter Mundy）图绘的中国船只式样步入骗局与最终脱困
在1637年7月7日船队抵达澳门后，与中国官员展开的沟通可谓曲折之至。能够沟通中英双方的译者，只有在本地临时招募的一位福建人，以及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都是中葡双语译者，而且葡萄牙语还谈不上熟练。这便导致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于威德尔船长而言，几次溯江而上的行动，只是为了寻求与官府沟通，或者是为了避风、寻找补给；但在难以有效沟通的前提下，这些行为在明朝官兵眼中就变成了屡劝不止的非法入侵。8月22日，双方爆发正面冲突，在英国炮舰的猛烈炮击下，一座炮台最终被英方占领，并升起了查理一世的旗帜。
整场事件的重大转折就出现在这次冲突之后。8月25日，一位操着流利葡萄牙语的通事来到英国人船上，号称愿意为英国人安排通商事宜，只需派代表随他回广州城即可。这位英国人眼里的“小官员”，忽然给威德尔船长一行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最终英方决定相信这位使者，派出六位代表，带着许多银圆前往省城，希望以此获得与葡萄牙人类似的通商权。
这时英国人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步入广东总兵陈谦的骗局之中。到广州后，这位中文名为李叶荣的通事很快替英国人草拟了一份表达通商诉求的禀文，呈交后也得到了广东主事官员的答复。威德尔等人从李叶荣口中欣喜地得知，他们获许在珠江口三处地方中选择一处开设商馆，还可以在广州采买一些货物回国。
然而，就在一行人到达广州，开始采购货物后不久，形势突然急转直下。这群代表忽然遭到软禁，带来的银圆与货物也被扣押。与此同时，威德尔船长的舰队也遭到了中国人的火攻，十分惊险地躲过了致命的夜袭。原来总兵陈谦和通事李叶荣两人不仅计划骗取英国人的财货，还计划杀人灭口，利用火攻夜袭取其性命。不巧的是，李叶荣在将英方代表及其货物偷运入省时，半路被人发现，所以这场谋财害命的阴谋便没能继续下去。
威德尔船长后来才发觉，他们早已陷入李叶荣的骗局。起初，在得知代表遭到囚禁时，威德尔船长仍觉得这是葡萄牙人的阴谋。因为自来华之初，葡萄牙人对他们就表现得很不友好。而这个貌似中国官员的李叶荣，也操着一口流利的葡语，让人浮想联翩。甚至连中国人发动的火攻，也被认为是葡萄牙人在背后所策划的。这一系列误会直到10月威德尔船长向葡萄牙人发出申诉书，后者派人前来解释时，才得以澄清。威德尔见到葡萄牙人为他翻译的中方公文，才发现自己早就被李叶荣欺骗了。其实中方自始至终都在警告英方离开，从未给予通商许可。这位译者利用自己的中间人身份，彻底戏耍了这群不懂中文的英吉利人。
表面上，英方是在与葡萄牙人的合作下才得以最终脱困。威德尔得到了他被囚禁的代表和被扣押的银两，但却需要承诺永不返回中国。然而，作者指出，葡萄牙人也绝不是他们向英国人所展露的这般真诚。相反，他们一直戴着两副面具，游走于中、英之间，一方面在中国人那里不断抹黑英国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假装向英国人示好，并把许多功劳都归结于自身。归根结底，他们不希望英国人来中国分他们的蛋糕，故而处处暗中作梗，想方设法在不违背《果阿协定》的前提下赶走这群英国人。
这个故事与随后几个世纪中常见的“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事件很不一样。威德尔船长来华之行，从头到尾都处于极被动的境地，需要与多个势力周旋，也无法看穿李叶荣那简单的诈骗伎俩。事后明朝政府也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用计抚绥外夷的行动。换句话说，尽管英方实际上在几次武力冲突时展现出优势，但整场事件中他们根本没能依靠武力获得交往的主动权。
跨越两百年的历史重演？
杰克逊此书是对这场小事件的研究中，不多见的专著规模的讨论。除了英语学术研究外，本书也较好地吸收了汪宗衍、汤开建、张坤、万明、王宏志等中文世界学者在先行研究中的发现，全面运用中、英、葡三语的原始档案，展现出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历史故事。与此前中文研究者不同的是，本书基于外文档案的史实考订十分精细，既澄清了过去的一些误解（如威德尔船长其实根本没能返回英国，很可能葬身于大洋），也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见解与猜想，比如认为陈谦和李叶荣的阴谋背后，海道郑觐光很可能也是这一阴谋的主使，只不过他及时撇清干系，事后没有遭到惩处。
本书并没有以客观视角来呈现整场事件的全貌，而主要以英国人视角来陈述他们自己眼中的亲身遭遇。这样的视角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阅读时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代入英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的历史迷雾中。但相伴而来的弊端则是，读者一直在被蒙蔽的视角下了解事件进展，几乎直到全书末尾才知道中方如何看待和处理这场事件的。
在谈论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时，本书有时会用倒放电影的方式作出评论。全书多处强调，威德尔引发的这次虎门事件，在冲突形式和地点上，与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冲突极其类似（第4、235、243页）。然而若论闯入虎门的中英冲突，两百年间也并非独此二例，此外至少还有1742年“百夫长”号来华事件、1808年英军图占澳门事件、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在1637与1840年之间直接拉起一条长线，并暗示其相似性，其实无助于我们认识中英之间这数百年交往的发展历程，反而会把冲突命定化，而忽视了这其中多种发展趋向的共存。而且这两件事之间还有诸多不同。1637年的这场事件中，武力优势并没有给英国人赢得主动权，而1840年的炮舰则可以直接推进英方的政治主张。此外，鸦片战争前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跨文化中间人，如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罗伯耽（Robert Thom），甚至在国内也有业余的汉学家（如万宁，Thomas Manning）。这并非作者所说的“语言沟通方面的情况仍无明显改观”（237页）。
1637年的事件本身，恰恰具有一种难以再现的独特性，或者按作者自己所说，具有“随机应变的特色”（improvisational aspects）。威德尔船长一行人根本没有做好与明朝政府打交道的充分准备，结果一头栽进陷阱之中。同时，所有后续的发展似乎都在预示，相似的事情很难再出现了。威德尔船长没能回到他在英国的家，船队在回去的路上得知柯庭协会的创始人威廉·柯庭（William Courteen）已经于1636年去世，1644年则是明朝灭亡的时刻，五年之后，查理一世又在内战中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斩首的君主。即便时间上威德尔船长来华一事处于中英数百年交往的开端，它却没有预示任何重演的可能。在第一次接触事件的余波中，我们看到的是与此后历史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向。
本书的译文大体流畅可读。译者不仅翻译正文，还把各章进一步拆分为小节，把原作者的长段落拆分成更可读的小段落，并把脚注调整为章末尾注。译者如此调整并不常规，但确实有助于让本书走入专家之外的广大读者群体中。这对于话题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作品而言（“中国在明朝竟然就和相隔万里的英国人打过仗”），是很值得效仿的改编策略。如果一定要对译本吹毛求疵，那么或许下次再版之际，可以考虑更加留意历史名词的选用，比如“Courteen Association”在本书中翻译为“科腾商团”，但这一译法在现在似乎不太多见（人名“威廉·科腾”同理）。明朝的“水军”“要塞”，翻译为“水师”“炮台”则符合当时的用语习惯。同理，李叶荣代拟的所谓“petition”，似称为“禀”而非“陈情书”更好。另外还有些小瑕疵。第63页的“linguist”译为“语言学家”似乎有些不妥，或可译为“掌握多语言的人”或“通事”。第94页的“bilingual representative”被译成了“全权代表”，实际只是“懂两种语言的代表”。第177页的“监察御鸣（imperial inspector）”似乎是说“监察御史”。以上只是在阅读译本感觉不畅时随手检出，并未核验全文。
总体而言本书是一部十分流畅可读的佳作。任何对明朝与英国之间这次跨越重洋的接触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借此书来了解当前学界的最新认识，看看它到底够不够得上说成是一场“明英战争”。最后顺带一提，译本标题中的所谓“交锋”，似乎不如原书标题“贸易探险”来得准确。这或许有国内出版者基于市场宣传的特殊考虑在。不过，笔者本人则更希望读者仍能将此事视作一场自具意义的中英相遇故事，而不必把它认定为“鸦片战争的前奏”，再在这一前提下揣摩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