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有网友希望我谈谈台湾地区的农民福利，尤其是养老金的部分，主要是最近大陆有学者建议给农民涨养老金以刺激消费，引起热议。

于此，必须说明的是，台湾地区的农村与农民，恐怕不能与大陆农村与农民看成一回事。两岸在农业层面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各有利弊，而且规模根本不能比，因此本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对岸同胞一点启发与借鉴。

至于，给农民涨养老金能否刺激消费，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个办法在大陆属于“精准投放”，那在台湾就不是，许多台湾农民的消费力属于顶级中产，甚至富人程度，他们不差钱，也没有劳工专属的后顾之忧。

当然不是所有台湾农民都过得滋润，但他们是受到高度保护的族群，消费力并不比劳工低多少。近十年，台湾农家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非农家之87.49%，若以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比较，农家则为非农家之79.79%。

重点是，每个农户的人口比城市户多，因此被平均掉了。再者，以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农户很少，大多数的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所得”，也就是年轻农民兼职劳工，甚至主业就是劳工。所以只看平均值的意义有限。

我就寄居在农民豪宅里

以个人亲身经历来说，我是从大台北地区搬迁到农业县宜兰的中产——在台湾算中产，但在小红书与抖音上算穷人——由于个人将“贷款”当毒药，坚持全款买房，因此租屋到现在，而我在农业县居住的现任房东，就是农民，隔壁邻居也是。

我不是没能力买房，只是没能力“全款买到喜欢的房子”。这个痛点，在台湾农民身上基本是不存在的。我的房东是自家农地转建地之后，坐地起楼，不必负担土地成本，拥有两栋三层楼的别墅型房子，邻居屋主也是两栋同型的房子。这两栋别墅还不是房东唯一的房产，他们老夫妻与子女又各有房产，这两栋是纯出租。

隔壁邻居有三辆私家车停在其门口的私人停车空间，每辆车的价格都超过百万台币，其中一辆超过两百万。户主的子女是上班族，户主年纪不到六十岁，既没有务农，也没有非农工作，在附近一块小小的地方（占地只可停两辆SUV汽车）种点蔬菜，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为了保住农民身份。

至于房屋市值，每栋大约1000万到1500万台币，高铁拍板定案后，地价又开始增长，估计未来五年会涨到2000万。这样你就知道一个中产的收入为何追不上房价了。邻居的家门口不远处，还有本属于他的两亩地已经售出，农地改建地，不知赚了几亿。

这种等级的农户地主，不高不低，在台湾不算少见。

城市中产寄居于农户屋檐下，你觉得“农民”在一般人眼里是什么样的存在？虽然我的案例比较特别，但若一般有房产的城市居民知道我的高质量生活环境与低支出，他们会将嘴唇咬出血。

我住的房子可不是土不拉叽的农村房，而是像下图这种杭州别墅型，占地约50平方米，房东将整栋房隔出了8户出租，我租了一楼独户，每月租金不到1800元人民币，楼上的大约1200元一户。换作是大台北，这种条件的租金要人民币5000元以上。

那么，宜兰生活机能如何？只能说，虽然没地铁，高速公路仅一条，但该有的都有。这个农业县仍有大面积的农田，但也不缺“城市感”，而建筑限高，所以居民更不缺蓝天，水质也好。个人认为，宜兰是台湾最宜居的地方，背山面海，无论要亲水，要吻山，都是15分钟车程。我已经爽了十年，相当同情台北人。

以上这一大段个人经历，只强调一件事：台湾城乡差距，以及农民与上班族的收入/福利差距，应该比大陆小得多。

我知道读者希望了解的是两岸农民养老金的差异，但如果不了解两岸农民的整体差异，很难体会台湾农民为什么比较没有“养老焦虑”，所以容我多唠叨几句宏观看法。

先下结论，总的来说，台湾农民基本没有“钱不够用”的问题。

宜兰乡下农民自建的房子

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首先要问的是，在工商社会里，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两岸有何不同？

任何工业化后的国家或地区，农业的GDP与人口占比都很低，但农民在所谓的“民主”社会，却是一个“高杠杆选民”的存在，因为农民集中在某些地区，人数虽少，但那些地区的政治席次并不少。这一点只要看美国政党为何这么重视农业州就知道了。

农民族群高度组织化，相对容易动员，在台湾，这叫做“选票基本盘”。而农民因为被工商社会给边缘化了，有地位焦虑。看天吃饭，收入又不稳定，加入了WTO之后，外来竞争也加剧，因此抗争意愿比较强。选举高杠杆特性使得农民成为政党的重要争取对象，所以往往能获取政策红利。

此外，工业化与资本化让农业产生质变，要么就转变为大型农业，催生大地主/大农企业，使得农民又一次被切割为贫农与富农；要么就转型为小农业态，往服务业的方向发展以增加业外收入，例如休闲农场。于此，农民与富商的界线模糊了，农与非农的界线也模糊了，农民不再是历史里那一种单纯的存在。

将农村农民融入工商社会，或者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目的就是“盘活农村”。两岸有着相同的目的，但私有制与集体制促成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台湾地狭，只能发展小农经济，所以转型成服务业。外来竞争，又逼出精致农业、文化农业，而这些转向都需要政府对农民加倍补贴与保护来实现。这还算正面。

负面效应，主要是为了吸引资金到农业，台湾放宽了“农地农用”的限制，致使资本与投资客入场炒地，并联合农民勒索政党一再松绑“农地转建地”的束缚，然后原本为了种田方便而盖的农舍，变成“为了盖豪宅而假装种田”的荒谬现象。

在本世纪以前，台湾只有农民可取得农地，本世纪以后，谁都可以买农地，而且农地可分割交易——从五公顷限制下调至0.25公顷——致使农田细碎化，小块农地被包装成“别墅用地”贩售。为什么这么做？白话说，即加入WTO后为了转型而提高农业自主性，让农民收入多元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农地是全亚洲最贵农地。大量持有农地者不是农民，而是历史印象中田连阡陌的地主。

大陆集体制的好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若劳工收入没了，还能回乡务农，这是一种制度性权利。但台湾不一定，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有土地，“田连阡陌”的农民更是少数。

在台湾，一般人眼中的农民，更像是“拥有土地的劳工或军公教人士”。听起来好像特权阶级，但也有15%左右的农民没有土地（类似佃农）。而“有土地，但地太小而需要租地”的半自耕农，则为35%。

对于50%台湾农民而言，他们要面对的是全亚洲最贵的土地，而来自政府的现金补贴在昂贵的地价面前，根本杯水车薪。租金虽然不算贵，但经营农业需要长租，而地主通常不愿意长租。为什么？因为台湾早期的“耕者有其田”福利政策，让地主农民很怕长租后失去或被削弱土地所有权。

因此，鼓励（无地）青年务农，成效不彰。而与其收租金，地主农民更愿意与炒地者联手施压政府松绑土地买卖限制，走暴富之路。卖一小块地，可能抵得上100年租金收入。

换言之，若论“制度性生存保障”，台湾有一半的农民不如大陆农民。这就是偏重“集体”与“个体”的差别。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特征就是弱肉强食，与社会主义比起来，可以这么看——前者是“保障强者”，后者是“保障弱者”。

回头看看上述个人经历，宜兰正是“农舍别墅化”的重灾区，我房东与邻居的躺平人生就是铁证，有些富农得利于农田上的农舍别墅，有些得利于“农地改建地”。他们可不算最富的农民，消费力却恐比城市中产还高，绝对不是扶贫的对象。

形容“民主化”后的台湾农村，即“农地资产化、农业服务业化、农民多元兼业化”，私有制确保了较强的转型动力，但也加剧了分配不公。所以才说，两岸的核心差异在于“私有制”。

你若直觉认为，台湾农民福利比大陆好，主要因为现金补贴，而现金补贴只是在弥补台湾农民失去，而大陆农民依然拥有的“生产资料”，或身份保障。

大陆是自上而下地主导农村发展，台湾是自下而上地经由农会、产销班等组织搭配地方选举驱动政治资源挹注，以推动发展。因此对于“提振消费是否应瞄准农村农民”的问题，两岸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取向。

台湾农民福利花样多，漏洞也多

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刺激消费，我看了一下网友们的反应，主要的质疑是“钱从哪里来”？以及“农民只会存不会花”这两点，前者关乎“公平与否”，后者关乎“有效与否”。持正面看法的人说“连国民党反动派都支持补贴农民”，可能因此有网友希望我谈谈台湾农民福利的状况。

其实前半段我已经给出了一个重点，台湾农民首先是一种“选票杠杆”的存在，因此所有政党都会支持补贴农民。

那么，公平吗？从台湾劳工的视角看，农民的福利可多了，真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大致而言，在所谓“民主化”之前，农民的福利是“生产资料”，之后就是“社会保障”，前者是土地，后者是现金。前者是“生产帮扶”，后者是“生活保障”。

两蒋时代的农业帮扶政策是：土地改革、生产补贴、价格保护、农业信用、灾害救助与农保。概念是“让农民有土地、种得起、卖得掉、出了事有人救”。

在过往的基础上，民主化以后就成了：给钱最实在，保障最省心。具体机制有“老农津贴”、“休耕／转作直接给付”、“天然灾害救助”、“农业保险”、“农民职灾保险”、“农民退休储金”。台湾工业化富起来以后，主打“即使农业收入不足，政府仍然保障农民的生活”。

重点是，这两个阶段的福利并不互斥，而是叠加在农民身上的。所以今天台湾农民在理论上享有：公粮价格支持，农保，农职保，农业保险，天然灾害救助，老农津贴，农民退休储金。

农民完全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福利是：老农津贴（每月8110元台币），水稻收入保险基本型（2.5万元每公顷），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视灾损决定补贴金额），休耕／转作给付（视政府需要，愿意配合就给钱），部分农业生产补助（搭配当时政策），部分农业资材、设施补助（搭配当时政策）。

那需要农民缴钱的福利呢？与劳工和军公教比较不一样的是，农民各种保险或补助，都是政府高比例补助，农民需要缴的钱相对低。

农民健康保险（政府70%，农民30%），农民职灾保险（政府40%，农民60%）但保费极低。农民退休储金（政府60%，农民40%）。农业保险（政府50%，农民50%），但一般状况下，地方县市也会“慷慨捐输”，所以农民有可能只需要负担20%。

劳工与军公教的福利从金额上来看，比农民高一点（或高一截），但农民补贴花样繁多，且政府负担最多比例的支持。换言之，农民没有“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问题，只有“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可领补助的农民”，被兜底得最好。

那你说农民就不能领“失业给付”吗？不，农民若兼职劳工的工作，遭到解僱后还是能申请“失业给付”。

说这么多，不如算笔账吧——台湾农民（全职）从30岁到65岁退休，每月能领多少养老金？

在平常该缴的钱都缴满，级数也拉最高的状况下，农民每月的养老金大约为22950元台币。其中，老农津贴8110元台币/月是退休前完全不用自费的，政府全额给。农民退休储金如上述，退休前政府负担60%，农民40%。此外，这笔养老金的基数是“最低工资”，若“最低工资”逐年上涨，这笔钱也就逐年上调。

再者，老农津贴也会不定时调涨，1995年开办时是3000元台币/月，何时涨，涨多少，要看发钱的人选情好不好。因此，22950元台币只是参照现在的最低工资计算，纯属地板。

比起劳工的养老金，农民的养老金在某些情况下还比较高，大致而言，两者差不多。而真正让劳工“吃味儿”的，是退休前农民的自费额很低，负担比劳工轻多了。

符合现实的状况是，农民的主业是劳工职业，务农是副业，那农民养老金与劳工养老金可以一起领吗？答案是不行，但又不是完全互斥。

我若是农民，会选择上班到退休前5年，请领公司给的一笔打折后的退休金，然后挂在工会名下自己缴纳全额劳保，务农5年到退休再领劳工退休金（按月领），而这5年又可享受农民专属的各种福利。

可能也有更具性价比的玩法可以领到最多养老金，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农民福利花样多，时不时就冒出一项新福利，这意味着漏洞也多，供有心人钻营套利。相较之下，劳工与军公教的规则就死板多了。

大陆的农民福利并不比台湾少，只是不走“现金路线”，而本文想强调的是，不能光从现金福利衡量“两岸谁对农民比较好”，其实大陆的农民福利是比较隐性的，而台湾农民福利只是比较“显眼”而已。两岸农业发展本来就很不一样。

公平是幻觉，重点是效果

台湾地方小，撒钱刺激消费不太需要“精准投放”，如果要的话，我会反对再给农民补贴，因为如上述，台湾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已经模糊了。但我会支持大力补贴以务农为本业的佃农，扩增无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在许多劳工眼里，农民是地主阶级，是有钱人，而因为有土地，至少是无后顾之忧的人。不像劳工，这人群大多在城市工作，背负各种贷款，当大环境不好时会产生剧烈的焦虑。

关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认为是多虑，台湾农民福利是从一般财政拨补的，也就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包含上班族与企业所纳的税，以及地方县市的财政支持，农民上缴的钱相当少。

那为什么没有不公平感？因为全职农民的收入确实不多，资本（例如农产品盘商）赚得才多，而靠土地谋取暴利的农民确实是个问题，但若将这些人的数量放到全民地图里，占比也不高。台湾实质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4.3%，人数不到50万人。农保人口88万人（含已转业/半退休），高龄化严重，去跟这些少数老人计较什么呢？

除非农民养老金已明显远超劳工，但这种情况发生机率不高，毕竟劳工选民多得多。

公平是一种幻觉，与其计较谁有贡献谁没缴钱，不如集中心力关注提升农民养老金到底能不能有效刺激消费。如果能达到惠及全民的效果，政府多课我一点税当作财源我也愿意，因为重点是希望大环境转好。但若没效，多花一分钱都是浪费，给谁钱都一样是错误政策。

养老金的主要目的不是刺激消费，而是降低生活焦虑，包含父母与子女。降低生活焦虑是为了提升消费信心，因此所谓“精准投放”给农民，个人估计会有效果，但效果不会立竿见影。

为什么？因为收入低的族群，省钱过日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其提升每月的养老金，不如不定期发放消费券。“发钱”是好事，“怎么发”才是学问。

个人比较倾向将钱投入于“缩小城乡差距”上，让人民有更多的选项消费于“新的活法”。就像我，现在活得比城市居民更安心，舒坦，更有能力负担非基本支出，而不是被银行利息逼出一身病，一脸苦。

少子化的主因是城市生活太贵了，居民消费力被银行鲸吞蚕食，因此，如果真要计较“钱从哪里来”，我会找银行下手。若要“精准投放”，我会洒钱给那些为了生养而被利息压榨到怀疑人生的人群。

但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没有深入考虑治理庞大人口的各种难点，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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