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兴文先生的第一次相识是在2009年，由当时也在启真馆工作的罗人智先生出面邀请，地点是北三环的浙江大厦。初次见面，我便领教了吴先生的独特语言和酒兴。虽是初识，他却毫不客气，指点出版界的江山，并一连喝了三瓶绍兴黄酒。
此后，他陆续帮助启真馆策划了一些选题，包括他的藏书家好友袁芳荣的《古书犀烛记》（3种），以及李霖灿先生的作品等。
2009年之后，俞晓群先生至北京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常邀一干朋友们相聚，我与吴兴文也就多了一些见面的机会。
在那个时候，他与国内不少出版社往来频繁，请他策划图书的机构自然不在少数，我与他只是每年碰上几面，工作上的联系并不算多。他倒是颇为热情，有机会便为我介绍各界好友，特别是因他而结识了当时已经担任深圳《晶报》总编辑，人称“大侠”的胡洪侠。他在向我第一次提到胡洪侠这个名字时，似有深意地评点了两句，大意为，“这个人虽为领导，但还是不错的”。屈指算来，我与大侠也已结识十五年了。
转眼到2018年，他突然邀我一谈，表示愿意到启真馆工作。能请到他来策划选题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当时公司经营亦不算太良好，我担心待遇方面不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在我委婉提出这一点之后，他并不介意，表示可以按我的想法处理。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现在想来，他辗转于各个出版机构之间，所求倒未必是待遇，更多的还是一种尊重。
在赴启真馆工作的前一年，他已经亲自安排我和同事参访台北的出版机构。在他的组织下，我们短短两三天内便与傅月庵、林汉章、戴莉珍等台湾书界同仁相聚，还拜访了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体会了彼岸出版机构的惊人工作效率。
2017年12月，访问台北，左一为吴兴文，左二为傅月庵兴文先生于2018年11月正式来到启真馆，担任特约出版顾问一职。甫一“入职”，他便策划了“三味书屋”丛书。当月，他约请了四位作者——谢其章、赵国忠、柯卫东、胡桂林——相聚于东城区翠花胡同的悦仙美食餐厅，据言该餐厅的总店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他与这四人都是老友，很快便商定了丛书第一辑的出版方案。
相隔一年多，“三味书屋”的第一辑于2020年陆续出版，分别是《故书琐话》（赵国忠）、《迤逦集》（柯卫东）、《书窗风景》（谢其章）和《书情旧梦录》（胡桂林）。
书话类读物的市场本不算大，但这四种书在读者中的反响尚算不错。他接着便开始策划丛书的第二辑，所列作者同样都是他的多年好友，包括瓦当的《也是人间小团圆》，简平的《好书不已》，刘柠的《书里画外》等。有些书稿，由于到稿时间较晚，如顾犇先生的《书蠹卅载》和陈子善教授的《在文学史深处打捞》，出版时已经是2023年以后了，他并未见到最终的成书。聊可告慰的是，他的好友刘柠已经开始了丛书第三辑的策划，只要启真馆尚存，这套书应能不断继续下去。
要论他在启真馆所策划的最有特色的一套书，还要属作为插图版文学经典的“照亮经典”丛书了。这套书由吴先生选定译文和插图，并以布面精装全彩的形式制作，在当时的市场还颇有新意。第一辑出版三种，《浮士德》、《恶之花》和《拉封丹寓言》，于2020和2021年分别出版，前两种很快便加印，可以说叫好又叫座。
吴兴文还慷慨地拿出他的藏书票，供公司使用。“三味书屋”丛书第一辑封面上的藏书票均由他提供，启真馆的藏书票文创品也多经他的指点。至今，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尚未公开使用过的藏书票，我想如能精选一些，做成一个小册子，应该是对他很好的纪念。
吴兴文所参与设计的藏书票文创品不过于我而言，对吴兴文最大的怀念，还在于能不时与他及朋友们一起同聚。每次有单位活动，兴文先生自然会到场同欢；每年到郊区小住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虽有时免不了酒后失态，但时过境迁，却是珍贵的回忆。
就我记忆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有2019年1月，单位组织团建，同事们一起在广西阳朔徒步、攀岩。当时的他体力尚可，能走完十公里而并不觉太吃力，晚上还能喝一杯当地的竹筒酒。同年5月，同事们相约参加了昌平十三陵的半马比赛，这对于年过60的吴兴文当然是不可为之事，但赛后的小聚，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了。
2021年，摄于河北张家口至于和老朋友们的相会，更是一件幸事。兴文先生虽然偶尔放浪形骸，却自有分寸。除了与俞晓群社长仍时有聚谈之外，每年他与顾犇、张冠生等各位师友也总会见上几面。还记得他过世之后不久，在一次小规模活动上，在场的张冠生老师突然说，“应该留出一张椅子，给兴文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
启真馆期间，兴文先生在策划出版之余，还参加了不少学术文化活动。2019年3月16日，因《毕加索传》的出版，我们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了研读会，兴文先生应邀参加，并以自己收藏的毕加索藏书票为例，谈了一些对当代西方艺术的体会。
同一年，我们为沈昌文先生出版了《八八沈公》一书。借此机会，策划方草鹭文化安排了一个新书出版及沈公88周岁的祝寿活动。我与兴文先生一起到上海与师友们相见，他在现场作了很认真的发言，追忆了他与沈公之间的长年交谊。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又赶往烟台，与当时已经在鲁东大学工作的瓦当兄相聚，并趁机拜访了当地的璜山书院，参观了书院主人的藏书。
2020年11月14日，我们与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合办了“第九届启蒙运动思想学术研讨会”，兴文兄亦一同参会。那次会议也在场的华师大应奇教授在后来的追忆文章中评价道，“兴文先生则几乎是另一个极端，其沉静和优雅是到了可以让人忽略其存在的程度的”。
对和吴兴文相熟已久的我来说，这样的评价是个不小的触动，让我意识到，其实他在公共场合还有敏感与沉默的一面，而那一面或许才是更深沉的自我。
2020年第九届启蒙运动思想学术研讨会，第二排右六为吴兴文启真馆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启真荐书”的栏目，邀请学者和读书人推荐自己所喜欢的图书，不限新旧和出版地。他不仅自己撰稿，还约请了不少好朋友参与此事。“启真荐书”至今已刊出50余位作者的稿件，反响良好，其中亦有兴文先生的一份功劳。
总的来说，这似乎是他晚年较为愉快的一段时光，身体和精神都还不错。
2021年下半年的一天，吴兴文突然打电话给我，但在嘈杂的背景声下，一时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听了一会我才了解到，他在去地铁的路上摔倒了，坐在路边。我急忙和同事赶过去，到了现场一看，他正坐在工作人员的椅子上，倒是没有受伤，但似乎一时也站不起来。我们赶紧把他扶起来，送回家中。
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机能便明显下滑，走起路来不稳定，时常跌跌撞撞，讲话也越来越缺乏条理，往往语不达意。同事多次劝他去医院，但他一直相当固执，不愿意去接受诊断。
兴文先生的医保一直在台北，以往他每年都要回家两趟，回去时会顺便到医院做体检及看病。但那几年，直飞航班大量减少，且往来都要在宾馆隔离一段时间，因此他一直没有回去，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保障安全，此后参加相关活动时，基本都由我开车接送他。在活动上，他还是时有精彩发言，但在表达和语速上已经大不如前。
2022年是启真馆成立15周年，当年安排了几个相关活动。吴兴文先生亦参加了7月在北京所办的小型研讨会。会后小聚，他拿出自己所藏的小瓶装五粮液与大家共享，不过他本人已经不怎么喝了。
2022年7月，启真馆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两个月后，他便离开北京，回到台北那一段时间，北京的防疫政策稍有放松。我便劝他回台北调养，并把病情好好诊断一下。兴文已经住惯了北京，对此其实有所抗拒。不过在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他还是同意了。
他自己当然也意识到，回台北之后便很难再回来了。回去之前，他把自己在北京的图书和收藏都处理掉，所租房子也退掉，只在启真馆留下了少量工作用书，至今仍放在他曾经用过的书柜上。
2022年9月28日早上，他乘国航CA185航班回台北。当时对岸的防疫政策还相当严格，回去的人必须先在防疫酒店住满一星期。我为他订了台北士林星美商旅，离他家不是很远，相对方便一些。
回台北以后，我们有时还会在微信上聊几句。进入2023年，我便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2023年6月19日，突然有不少朋友以各种形式询问我，是否知道吴兴文先生去世之事。初闻此事，我还是相当惊讶，尽管他在北京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理想，但显然远未糟到这个程度。
很快，深圳《晶报》的编辑便通过微信采访了我。当时已近端午，我与同事相约在内蒙古的草原度过佳节。还记得那天通往内蒙的高速公路上，大雨磅礴，我在车内逐段回答编辑的提问。
当时，我也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思考多时却无法下笔，不知从何说起，只得作罢。两年多后，因胡洪侠的提议，为他出一本纪念文集，并邀我共同主编此书及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才开始重新整理与他的交谊，历历往事又逐渐浮于眼前。
吴兴文在生活上相当简朴，平时只吃简单的外卖，穿着上同样不讲究，长年用一台老旧手机，所存积蓄多半用来买书和进行收藏。晚年他相当大的一个兴趣就是去旧书网竞拍喜欢的二手书，为此还常常熬夜，晨昏颠倒。这对不事收藏的我有点难以理解，因为那些竞拍而得的书通常他也不怎么阅读。对他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消磨时间的习惯和寄托。
他原本独自租住在西城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内，环境并不理想。转职到启真馆之后，同事帮他在昌平区回龙观找了一个地方，房子面积不大，也就是个大开间，但房龄较新，视野开阔，且离公司不过几站地铁的距离。他对此还算满意，度过了在北京的最后几年。
搬到新小区后，因与我家离得很近，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有机会小聚。相熟了之后，我才觉得他为人虽傲气，却确为真性情。他为两岸出版交流所做的工作，承先启后，不应被后来者遗忘。不过出版于他只是谋生的小道，恐怕他自己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在藏书票方面，吴兴文确实研究颇深。他对所收的藏书票，往往要考核其来历，分析其内容，并加以整理和注解。也正是借此，他对西方的文化与艺术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只不过他并非学院式的人才，所写文章并不成系统，不容易发现其中的价值。来启真馆后，他有再写一部藏书票史的计划，并与启真馆签订了合约，但最终并未正式动笔，这是最可遗憾之事。
半因性情，半因才华，他在与人交往时会流露出高傲的一面，有时又有恃才之处，也许会让对方难以接受。还记得谢其章兄曾托兴文送我一本他所写的新书，上面还有题款。兴文回到家大约便将书束之高阁，并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大约一年半后，兴文不知何故又发现了此书，才转付于我，可见他为人之不拘小节。
真性情而有才华之人，通常最后还是会得到他人的理解。虽然对他来说，别人是否理解，也不是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