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污名化的理想
在今天，公开承认自己是优绩主义的“信徒”是件颇需勇气的事：这几乎等同于承认自己“漠视不平等”“精英主义”“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并把自己架在“唯有一赢再赢”的险境。于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这样荒谬的一幕：当各大高校发送推文，赞扬一个学生绩点高、科研强的时候，人们为自尊被伤害的“分母”们鸣不平；可当这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个体控诉选拔机制不公平、不多元时，我们又会听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讥讽。结果最后只剩下一种叙事可以成立：只有那些在优绩主义竞争中胜出的人，才有资格讲述“维持不输姿态”曾让他们多么焦虑、痛苦的故事。
但当我们在批判优绩主义时，我们究竟在批判什么？是“优绩主义使教育成为激烈的分类竞赛，损害人们的尊严”、“优绩主义让赢家漠视他人在自己成功中的付出”的伦理学批判？还是“上一代精英阶级通过既有资源使子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垄断飞行学校”的制度批判？总之不会是“飞行员应当由会开飞机的人担任”这类基本原则。
因此，不妨说，优绩主义的理想正在遭受的是一场“株连式批判”，而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正是对优绩主义理想的一场辩护：在优绩主义被视为陷阱以前，谁能拒绝“无论出身、国籍、性别、种族，只要拥有才华，就能在全球的人才市场上自由流动，突破阶层束缚”的正当性？
何为优绩主义？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的反乌托邦著作《优绩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首次提出，它由merit（美德、功绩、才能）和cracy（统治、权力）组成，意为“由有才之士统治”。有必要指出，杨在创造这个词时带有批判意图——在一个优绩主义制造新的精英阶级的未来，底层将因“缺乏才能”遭受前所未有的羞辱。原文为：“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the inferior man has no ready buttress for his self-regard.”（人类历史上头一遭，底层人士失去了维系自尊的支柱。）讽刺的是，这个词后来被英美政客和评论家们当作褒义词广泛使用，即便在今天，它也至多是描述性的社会制度，并带有理想色彩。
这种理想色彩的源头不是别的，就在于四项基本特质：第一，努力应得原则，优绩制社会以人们凭借才华在生活中取得进步为荣；第二，机会平等原则，所有社会资源向全部人开放，不得以出身、血统、性别、种族等因素设置准入门槛；第三，通过全民教育以确保第二条的实现；第四，承诺公平的规则会带来社会流动。
四项基本特质构成了对优绩主义理想的完整承诺：一个既有效率又有道德正当性的社会，其中个人的命运完全由努力和能力书写，而不由出身的偶然性判决。这一承诺在18-20世纪曾是革命性的——它作为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工业革命、自由主义革命的核心，成为推翻世袭制、任人唯亲、恩庇制、卖官鬻爵的重要思想力量。
但问题在于，这个承诺在现实中兑现得如何？更尖锐的问题是：即便它被完美兑现，这些承诺本身就值得追求吗？这就导向了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对优绩主义的攻击。
针锋相对：桑德尔与伍尔德里奇的对辩
事实上，桑德尔是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家，伍尔德里奇是历史学者，两人的著作也相隔数年，未曾有过实际的对话。但若我们把《精英的傲慢》与《才华贵族》并置来读，或许能在一些核心议题上找出二人的对位。
首先，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开篇不久，就掷出了其书名的含义：“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在桑德尔看来，这是优绩主义内置的道德代价。正如上文引用的杨的那句话，在前现代的社会，底层民众至少还能把命运不公归咎于外部因素，但在看似机会均等的优绩社会中，“IQ+Effort=Merit”的度量下，这种精神支柱被推倒。这种机制被称为“优绩的暴政”——优绩制度分配了资源、机会以及尊严与羞耻。
伍尔德里奇在《才华贵族》前三章对前现代社会的描摹可以视作一种间接的答复。“社会按照财产和等级划分；人们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社会秩序是神圣秩序的反映。”任人唯亲选出“自己人”，恩庇制选出“忠诚者”，卖官鬻爵选出“有钱人”。教皇把肥缺分给私生子，法国贵族把官位视为家族财产，英国绅士靠关系网垄断优差。这种傲慢不仅同样膨胀，并且更加无根据。
更重要的是，伍尔德里奇提醒我们，优绩主义在其登场之初恰恰是反傲慢的力量。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第六条：在法律眼中一律平等的所有公民，皆能按照自身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与职务，除美德和才华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因此，优绩主义从反傲慢的武器变成制造傲慢的源头，这一转变在伍尔德里奇看来不是内置的，而是历史的——优绩主义被精英阶层劫持后，反过来变成了维护特权的说辞。
其次，桑德尔质疑优绩主义道德正当性的核心：“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在桑德尔看来，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命运的偶然性，除饱受诟病的阶级带来的差异外，还有出生时必然伴随的天赋与智力差异。因此，优绩主义并不完全如其所言，筛选出努力的人；而是选出了那些碰巧有天赋、成长环境适宜、努力程度达标的有才之士。在这一意义下，“天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与阶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一样不公平”，桑德尔进一步援引罗尔斯之言：“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似乎同样具有任意性。”此外，任何人的成功都依赖于一个他未曾参与创造的社会框架，因此成功者实际上怀有回报社会的义务。
伍尔德里奇并不否认优绩制在实践中走向反面，沦为维护特权的帮凶的事实。在第十五章“优绩制的腐化”中，他详细介绍了优绩制与财阀制联姻的实例：同型婚配（指的是富人和精英们聚堆婚配）、新型的任人唯亲、全球精英俱乐部等等。
至于运气的议题，伍尔德里奇几乎保持沉默。行文至此，我们必须插入《才华贵族》最具理论原创性的章节的介绍，以揭示优绩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运气被逐步“剔除”出分配原则的历史，从而解释伍尔德里奇的沉默。
伍尔德里奇挖掘出了优绩主义的三股源流——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科举制度和犹太人的流动性传统。在《理想国》中，天赋并不被视为需要遮掩的问题，而是一次隐性的区分：天赋是自然运气，血统是社会运气，要用前者替代后者。“黄金人不一定由黄金父母所生，正如青铜人不一定由青铜父母所生一样：机会平等这一轰动性的想法便由此而来。”此为对运气的第一次提纯。接着科举制度在制度话语上强调“苦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叙事下的主人公不是因为天赋异禀而被赞美，而是因为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的苦学。此为官方话语对自然运气的淡化。最后是犹太人作为流散民族因为无法依赖土地、武力或政治庇护而选择把不受运气支配的知识当作资本，将“知识与努力”在个体选择的层面上对等化，筑成了优绩主义的最后堡垒。
尽管如此，伍尔德里奇仍然没法回应桑德尔在哲学上的追问，毕竟任何“应得”都无法脱离运气的追溯和群体的贡献。不过桑德尔也在现实层面付出了代价：他的替代方案（抽签录取，指的是让通过了哈佛能力测试的人通过抽签决定最终的入选名单，以减轻出生这“一次”运气对全局的影响）在实践领域举步维艰。
而伍尔德里奇则赢得了实践上的务实性。伍尔德里奇实际上采用的是后果论辩护，他不需要论证优绩制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而只需证明它在历史上胜过了任何我们已知的社会制度。
最后，身为社群主义者的桑德尔最深沉的担忧是，优绩主义在道德上瓦解了社会团结。精英因傲慢而心安理得地撤出公共生活，不再感到对底层同胞负有义务；而被精英们羞辱的底层，将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民粹主义的旗帜，向精英及其统治的社会倾泻怒火。
不过从伍尔德里奇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优绩主义为他们带来了改变的机会：在前现代社会，“各安其位”的秩序感的基础是等级制，农奴之所以“安其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满足自己的处境，而因他们从未想象过另一种可能。
但无论伍尔德里奇在结果论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在这个优绩主义已经腐坏的时代，他都无法回避如何使其“自我修正”的诘问。
改良优绩主义
在介绍伍尔德里奇的方案之前，我们先回顾桑德尔提出的方案。桑德尔首先指出“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及二者催生的世界性的身份认同，导致我们不再那么依赖我们的同胞”的根源是我们把定义“贡献”大小的权力交给了市场：“如果公共利益仅仅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那么最终实现境况的平等并不重要。”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梦”的另一层叙事的遗忘。在《美国史诗》的末尾，亚当斯讲述了美国梦的这样一种场景：
人们来到普通阅览室，就可以看到仅一间阅览室就有一万卷书，甚至不需要开口问别人就可以取书阅读。人们看到，座位上坐满了安静的读者，老年人和年轻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行政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将军和列兵、著名学者和学生，都在他们自己的民主政体提供的图书馆里阅读。
在亚当斯最初的叙述里，除了向上流动，美国梦更意味着实现广泛的、民主的平等。在这一理想的社群中，成功的叙事会改变。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位技术精湛的飞行员将这样理解自己：我拥有这份天赋与专注，是命运的馈赠；我能接受昂贵的训练，是时代的成全。我对此心怀感激与谦卑，并把这份职责视为为他人服务的沉重的荣誉，而非用以鄙视弱者的资本。
迈向追求共同善的社会，桑德尔指出，我们必须重估工作的尊严，改革税收制度，公开承认那些从事关怀、服务、基建等对社会贡献巨大却被长期忽略的职业的尊严；重构教育的使命，瓦解文凭垄断（要求雇主证明其岗位设置的学历门槛是绝对必要的），转向公民教育（培养有共同体意识的公民）；创造共担风险的机制，设计一个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桑德尔的构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成为系统性的现实，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局部相关的实践：部分美国互联网公司取消学历限制（但初衷并不是为了重建社会尊严，而是为了弥补人才短缺），“美国志愿队”“德国联邦志愿服务”提供了跨阶层交流的场景，但无一达到桑德尔设想的全民性。当然，这并不令人奇怪。放弃学历限制意味着市场损失经济效率，瓦解文凭垄断意味着精英阶层放弃部分特权，尊严的再分配更是无从谈起。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更务实的伍尔德里奇。
首先，应当创建一种高度多样化的中学体系，职业技术中学、艺术学校、以升学为目的的中学等类型都应存在，并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德国通过给予职业教育以尊崇地位，避免了精英机构的焦虑和民粹主义者的愤怒。“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年轻人在技术学校学习，大约一半的人在离开学校时得到当学徒的机会。”相反，如果不改善职业教育环境，不停止舆论界对职业资格证书的污名化和忽视，这场残酷的分类竞赛就永无休止。
其次是呼唤精英阶级的自我革命。伍尔德里奇主张：回顾优绩主义丰富的历史以完成一场道德革命。在19世纪，英国的优绩主义者嘲笑牛剑学子荒废学业，迫使文官和议员向更高的个人行为标准奋进，告诉贵族领导权是他们代表公共利益而行使的责任。如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贵族阶级……能如此体面地忏悔，并让这种忏悔结出硕果，即欣然地追问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以便能够实现这些职责。”我们必须追溯优绩制的历史，汲取那些革命性的精神养料，才有重塑精英认知的希望。
点燃优绩制之火
最后，伍尔德里奇带领我们回顾水城威尼斯的衰败。在中世纪早期的威尼斯，凭借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竞相建造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赞助支持最辉煌的艺术作品。但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黄金名册》出版，有权有势的家族们成功地永久锁定了自己在社会顶层的地位。寡头统治集团扼杀创新，新鲜血液被拒绝、压制、驱逐，这座城市失去了她的活力。今天的我们，只能吟诵约翰·拉斯金的这段文字，缅怀这座美丽的水城：
海沙中的幽灵，如此虚弱，如此安静，除了可爱，她已不剩下分毫；当我们凝视其在潟湖海市蜃楼中的微弱倒影，不禁会怀疑，何处是城，何处是影。
我们不确定伍尔德里奇的方案能否有效地改良优绩制度，但如若我们不想屈服于威尼斯的命运，那么，恐怕是时候点燃优绩制之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