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张赛男

编辑丨李新江 张伟贤

视频丨陈泽锴

一根DDR5内存芯片，价格一年涨了414%。这不是炒作，这是AI算力掀起的存储“超级周期”，全球市场为之疯狂。

这一次，牌桌上不只三星、海力士和美光，以长鑫科技和长江存储为代表的中国存储产业坐到了他们对面。

长鑫科技一个季度狂赚247亿元，直接填平两年亏损；长江存储全球份额飙升，或首次逼近全球前三。更关键的是，在两大存储大厂的带动下，设备、材料、封测整条产业链集体爆发，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从晶圆到模组的全链路自主能力。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答案不在“超级周期”的风口，而在风口到来之前那些年无人看见的冷板凳上。从1975年北大实验室里第一块1024位MOS DRAM，到2016年“两存”在质疑声中艰难起步，再到2023年行业最寒冷的低谷期逆势扩产、跳代研发——中国存储用近半个世纪的追赶、近十年的巨额亏损和数千亿元投入，换来了今天“超级周期”里的“一鸣惊人”。

我们欣喜地看到，本轮“超级周期”正在深刻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版图，中国存储产业不再是“旁观者”或低附加值的“代工者”，而是深度参与价值分配，甚至在某些环节掌握定价权的“共建者”。

对于投资者而言，超级周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涨价直接转化为上市公司的利润与估值提升，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场“超级周期”还将带给存储产业的巨变和机遇：它提供了宝贵的“利润反哺研发”窗口期，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从一个原本依赖进口、被动跟随的行业，走向自主可控、主动定义规则的战略新高度。

关键“狠人”的押注：迂回突围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将集成电路分成四大类：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微处理器、模拟芯片。结合WSTS多年数据来看，存储芯片具有强周期属性，上行期占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可超过30%，成为半导体最大品类；下行期可跌至23%以下。

正是存储芯片应用足够广且存在周期性窗口的特点，让中国在存储芯片领域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

回头来看，中国存储行业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几位“关键先生”。

1975年，由北京大学王阳元带领的团队，在没有图纸、资料和设备的情况下，研制出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这意味着中国的技术探索在“追赶”的起跑线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着巨大的“代差”。

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存储产业有过零星尝试，但反复失败，尚未形成体系化布局。

时间来到2004年，在硅谷半导体公司工作的朱一明作了一个足以影响中国存储行业的决定。他敏锐地察觉到，存储行业曾从美国转移至日本，再转移至韩国和中国台湾，未来中国大陆同样有机会诞生“中国版三星”。因此，他放弃了硅谷的工作，于2005年回国创办兆易创新的前身芯技佳易，专注于存储芯片领域。

一开始，芯技佳易专注SRAM领域，但后又转攻国际巨头们战略性放弃的NOR Flash利基市场。

朱一明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这个选择的逻辑：“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要避免一开始就与‘强敌’正面竞争。”2008年，其团队推出了中国首颗自主设计的180nm SPI NOR Flash芯片，在夹缝中站稳了脚跟。

此后，从NOR切入存储器，又发展2D NAND，最终切入DRAM，兆易创新就循着这样的道路一步步走了过来。

2016年，决定性的转折真正到来。朱一明与合肥政府达成协议，而后双方联合创立长鑫科技，全力攻坚技术壁垒极高的DRAM制造。彼时，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巨头已拿下全球90%以上份额，技术、资金、专利三重高墙把中国挡在门外。

2018年，在长鑫存储即将量产的关键节点，朱一明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职务，全身心投入长鑫，并立下军令状：在项目盈利之前，不领取任何薪酬和奖金。2019年7月，长鑫实现8Gb DDR4工程样品试产，中国不能制造DRAM的历史被终结了。

真正让长鑫突破巨头封锁的，是朱一明最为关键的战略决策：跳代研发。他放弃常规追赶路线，直接跳过成熟但落后的DDR4产品，全力攻坚DDR5、LPDDR5高端存储芯片。2024年底长鑫果断全面停产DDR4，将全部产能转向AI高端算力赛道。

即便在行业低谷期，朱一明也始终坚持逆周期布局：2023年全球DRAM价格暴跌40%，国际巨头纷纷收缩战线，他却带领长鑫逆势扩产，将月产能从9万片提升至15万片。跳代研发+逆势扩产，这才有了现在长鑫精准踩中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

回看长鑫的发展史，“跳代研发”和朱一明最开始提出的“避免一开始就与‘强敌’正面竞争”的迂回策略一脉相承。在历史的纵深之处，总有一些人以非凡的远见和魄力，深刻地改写产业的航向。

政府托底：保持战略定力

如果说长鑫科技的故事里站着一位孤注一掷的英雄，那么长江存储崛起的背后，则是一座城市长达二十多年的“静默陪跑”。

2000年，作为中心城市的武汉，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中亟需引入像集成电路这样的新兴产业。两年时间内，武汉先后寻找10多家国内外知名芯片厂合作。最终他们偶然邀请到中芯国际高层到武汉考察，双方决定在2006年成立武汉新芯。

这是数十年来中部地区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但武汉新芯的发展并不顺利。为了活下去，武汉新芯曾为美国闪存厂飞索代工，但飞索随后破产；此时，台积电、美光等半导体巨头又看中武汉新芯，准备收购。

但武汉政府坚持了下来，决定自主发展武汉新芯。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新芯，武汉力邀原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杨士宁加入，开始自主开拓市场。

武汉新芯的转机，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支持。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决定了首个主攻对象为存储芯片。同年9月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主力生产企业的武汉新芯受到了政策的青睐和扶持。

2016年3月，总投资1600亿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地武汉光谷，被媒体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最大的单体投资高科技产业项目”。当时，专家就表示：“这绝不是今年投钱、明年赚钱的项目，而是5到10年的长期投入。”

同年7月，长江存储在武汉新芯基础上整合成立，一、二期联合出资方涵盖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湖北地方国资等。

与长鑫存储主攻DRAM不同，长江存储瞄准的是NAND闪存领域。在成立之初，中国在NAND闪存领域同样几乎没有技术积累，长江存储下定决心绕开海外厂商的2D NAND专利壁垒，直接切入3D NAND赛道。

2018年，长江存储量产了第一代32层3D NAND Flash芯片，虽然在堆叠层数与当时国际主流的64层/96层仍有差距，但中国第一次在NAND闪存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关键跨越。此后，64层、128层相继量产。2022年，公司正式推出基于Xtacking 3.0架构的232层闪存，首次在堆叠层数上比肩国际对手。到2025年，第五代QLC 3D NAND X4-6080发布，晶栈Xtacking 4.0架构正式投用，长江存储已成为全球NAND领域不可忽视的玩家。

两存的“崛起”：“新型举国体制”的胜利

十年冷板凳坐穿，只为等待一个爆发窗口。2025年下半年起，存储芯片出现结构性供需缺口，涨价潮随之席卷全球。

此时，长鑫科技已完成了一轮全面的技术升级，产能集中转向DDR5及LPDDR5/5X等高端产品，其全球市场份额从2025年第二季度的3.97%，增加至2025年第四季度的7.67%。长江存储也迎来质变时刻：2025年第四季度，其全球NAND市场份额已达11%，位列全球第六，部分机构预测其最新份额已逼近全球第三。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低谷期扩张产能，高峰期兑现价值，避开正面拼技术代差，在产业节奏上找胜算。这就是“两存”在2016年选择存储赛道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国存储用十年冷板凳坐出来的战略判断。

回看来时路，中国存储芯片的起步，是一次在棋盘几乎已定局时强行落子的“极限突围”，这场突围需要的技术、资本、人才、政策，缺一不可。

首先，以朱一明为代表的半导体人才，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与担当，赌上个人职业生涯回国创业，以二十多年的深耕打破国外垄断。长鑫早期还有前中芯国际CEO王宁国操盘。

技术上则是勇于站在巨人的肩膀。长鑫最初的技术主要来自对已破产德国DRAM厂商奇梦达（Qimonda）合法收购的技术遗产与专利许可，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与国际合作快速迭代。

“我们坚持‘知识产权来源干净，研发流程正确，研发活动合法合规’，形成了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团队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朱一明表示。

政府的托底更是不可或缺。长鑫成立之初，就是合肥国资直接下场，以144亿元包揽项目八成出资，用超常规的速度推进产线建设。早在2013年9月，合肥就出台了《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并提出了打造“中国硅谷”和“IC之都”的宏伟目标。

接下来就是长达数年的持续投入，以及连年的巨额亏损。仅2022年至2024年，长鑫科技累计亏损就超过318亿元，各级国资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

而在武汉，当湖北决定举全省之力投资千亿存储器项目时，亦被视为一场“豪赌”。直到2016年长江存储正式成立，质疑的声音依然没有消散。

2014年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大基金”），则以资本力量扮演着战略引导与杠杆放大的角色。从一期基金约1387亿元规模，到三期高达3440亿元的资金规模，累计撬动社会资本的规模达到数万亿元。其投资重点也从早期的制造环节，逐渐转向设备、材料、EDA等“卡脖子”环节与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等前沿领域，以真金白银支持关键技术突破。

“该出手时就出手”。在这一“超级周期”的窗口期，两家存储原厂还在加速证券化，标志着中国存储产业从自主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所募资金将有力支撑后续大规模产能扩张，形成资本反哺产业的良性互动。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实践深刻表明，在存储产业，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迎来了阶段性胜利，正是有上述各方的托举，才让“两存”在“超级周期”中坐上牌桌。

SFC

出品丨21财经客户端 21世纪经济报道

微信统筹丨曾静娇 编辑丨林芊蔚 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