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美国历史学者戴维·查费茨踏上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漫游之路。从西部的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到东部的杭州、西安,足迹所至,既有草原的辽阔苍茫,也有古都的烟火遗存。一路观察与后续的文献深耕,让他生出一个猜想: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散落的各个文明并非孤立存在,就像缝制地毯时贯穿始终的主线,一定有某种力量将它们紧密串联。这份猜想,最终引出《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一书。该书以马为线索,聚焦人马互动中骑兵、君主、商人这三类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串联起亚欧大草原数千年的文明变迁。
□明生
人马相伴
马对人类文明的塑造,始于一场进化与驯化之旅。追溯至约3500万年前,马的祖先始祖马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逐步适应环境,最终在干旱寒冷的欧亚大草原上,演化出适配当地气候的现代马种。
史前时期,马是人们的狩猎对象。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留存的马形岩画,线条粗犷却生动,定格了远古人类追逐马匹的场景。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易消化食物,马肉在食物匮乏的冰期,成为支撑人类族群延续的关键营养来源,也为早期人类文明的萌芽提供了物质基础。
约公元前3700年,哈萨克大草原上出现了马匹圈养的痕迹,这标志着人类与马的关系迎来历史性转折,即从被动狩猎转向主动驯化。这一过程充满了试探与磨合,初期被驯化的马匹仍保留着强烈的野性,牧民们只能通过拴养马驹、定期将马匹放归草原等方式,保持人马关系的平衡。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认为,人马关系的真正深化,始于马奶的饮用。马奶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远超牛奶,发酵而成的马奶酒,更是成为草原民众的心头好。马奶中的营养成分能促进催产素分泌,让马匹变得更加温顺亲近人类,进而为这份跨越物种的共生关系奠定了基础。
作为非反刍动物,马优先食用草原上最易消化的嫩草,与绵羊、山羊、牛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四畜”放牧体系。因此,马在草原生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们能在雪地中刨食寻找牧草,能远距离辨认归途,能主动保护畜群免受天敌侵害,它那干燥的粪便甚至能帮助快速引燃其他牲畜的粪便,为牧民提供取暖、烹饪的燃料,马因此成为草原生存不可或缺的“好帮手”。随着马群规模不断扩大,牧民为避免与农耕部落争夺土地,逐渐向欧亚大草原深处迁徙,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就此形成,也与定居的农耕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地理与文化分野。
公元前3000年左右,骑马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模式。此前,一名步行牧民最多只能看管几十头牲畜,而有了新技术,一名少年骑手凭借马匹的机动性,可轻松看管200头牲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不过,《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指出,早期的骑马技术并无完善的马具支撑,骑手只能依靠抓住马鬃、用膝盖控制方向,长期下来,人与马都留下了明显的劳损痕迹。考古发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牧马人遗骸中,大腿骨出现了明显的拉长特征,这正是长期骑马留下的生理印记,而同时期的马匹遗骸,也普遍存在关节炎、腰椎融合等问题。尽管如此,骑马技术的普及,还是让牧民得以深入草原腹地,打破了地域的阻隔,推动了欧亚大草原上的人口扩散与文化交流,为后续跨区域的文明互动埋下了伏笔。
铁骑竞逐
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拉战车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军事革命的序幕。草原民族率先对原始的实心轮牛车进行改造,打造出带辐条的空心轮战车,搭配青铜配件与轻便的柳条底盘,大幅减轻了战车重量,提升了机动性与灵活性。最初,战车用于狩猎活动,后来进入战场。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战车实物,是出土于哈萨克斯坦的辛塔什塔遗址,墓葬中与战车同埋的马匹遗骸,体形匀称、骨骼强健,明显呈现出专门培育的特征。
战车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战斗力,迅速在欧亚大陆各地传播,成为古代帝国扩张的战略利器。商朝晚期,安阳殷墟墓葬中出土的战车与马具,在构造上与西亚战车高度相似。周朝凭借强大的战车部队崛起,鼎盛时期,朝廷可调集四五千辆战车,“千乘之国”的说法也由此而来,成为国力强盛的象征。波斯帝国的战车则极具仪式感,由四匹白马拉动,不仅是作战装备,更成为王权的象征,彰显着帝国的威严。印度《梨俱吠陀》中,同样记载了大量战车作战的场景。
不过,战车本身存在明显的局限,地形适应性极差、操作难度高,战场必须提前清理石块、杂草,高草、沟壑等地形都会严重影响其效能。商王武丁狩猎时,就曾因地形复杂导致战车侧翻。
公元前1000年左右,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战场的主导兵种,这得益于马匹选育与马具完善的双重革新。一方面,马匹选育技术不断进步,人类通过选择性繁殖,培育出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马种,使其能够承载身披铠甲的战士。另一方面,马衔、胸带、臀带等马具逐步完善,让骑手与马匹的配合更加默契,大幅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
骑兵崛起,推动欧亚大陆掀起了一场帝国扩张的浪潮。波斯帝国专门建立了种马场,培育出尼萨马等优良战马,同时完善驿马系统,政令通过驿马传递,9天内可往返900英里,支撑起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汉朝为了获取优良战马,与草原部落展开了长期互动与博弈,汉武帝派遣李广利远征大宛,终于打破了匈奴对马匹供应的垄断。印度孔雀王朝则从草原进口马匹,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巩固了对南亚次大陆的统治。可以说,骑兵的机动性让帝国能够掌控广阔的疆域,驿马系统则保障了信息传递与政令执行,马匹成为古代帝国维持统治的战略资源。
不过,《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注意到,欧亚大陆西部与东部的马匹应用,呈现出显著地域差异。西欧地区农业用地广阔、牧场稀少,马匹数量有限,且主要为骑士阶层专属,骑士阶层凭借马匹与铠甲,成为社会统治力量,但决定性的战役,大多由步兵或海军主导。而在欧亚大草原及周边地区,如中国、印度、波斯等地,由于牧场丰富、马匹充足,骑兵成为军事主力,帝国的兴衰荣辱,与马匹资源的掌控直接相关。这种差异,深刻塑造了不同区域的历史走向,也让马匹成为解读欧亚大陆文明差异的线索。东方帝国依赖骑兵维系疆域与社会秩序,西方则凭借海洋力量逐步崛起,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欧亚文明的多元图景。
“马匹之路”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本质上也是一条“马匹之路”,是马匹在欧亚大陆之间运输、流通的通道。
在古代亚洲的贸易往来中,马匹不仅是常见的运输工具,更是价值高昂的商品。与其他货物不同,马匹能够自行移动,且可沿途觅食,无需额外支付庞大的运输成本,这让马匹贸易成为极具利润空间的生意。统计显示,当时每年有数十万匹马往返穿越欧亚草原边疆地区。
最初,中原地区正是以丝绸作为支付手段,换取草原的优良马匹。提到丝绸之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奢华的礼袍、精美的刺绣挂毯,但实际上,当时用于马匹交易的,大多是未经染色的原丝。这种原丝相当于今天的纸币,是马匹贸易中的“硬通货”。据记载,一匹优良战马的价格,相当于四十匹原丝。随着马匹贸易日益频繁,山西大同等边境哨所,逐渐发展成为马匹交易中心,草原部落的商队常常带着数千匹马来到当地,用马匹、皮毛等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粮食、丝绸、瓷器等农产品与奢侈品。这种双向贸易往来,既满足了双方需求,也拉近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距离。
当然,马匹贸易的形式并非单一的和平交易,而是伴随着战争与掠夺。草原地区的马匹供应,受气候影响极大。干旱年份,草原牧草匮乏,马匹数量锐减。而湿润年份,牧草丰茂,马匹数量过剩。这种供需关系的波动,导致草原与中原的关系时战时和。为了保障马匹供应,中原王朝采取了多种策略,包括与草原部落结盟、和亲,建立官方贸易渠道等。
在马匹贸易中,贵霜王国扮演了枢纽角色。其疆域地处中国、印度、波斯三大文明的交汇处,掌控着大宛、巴尔赫等地的著名牧场,这些地区气候适宜、牧草丰美,培育出的马匹体型高大、耐力强劲,是当时最优良的马种之一。同时,贵霜人组织了庞大商队,规模常常达到5000人以上,形成了专业化的跨区域贸易网络,成为连接欧亚大陆马匹贸易的纽带。
印度的马匹贸易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由于印度气候湿热、牧场资源有限,本土难以培育出优良战马,因此,每年要从中亚、阿富汗等地进口数万匹马。赫里德瓦尔等城市逐渐发展出马市,一匹普通马匹的售价,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两年的收入。为了换取足够马匹,印度大规模生产纺织品,形成了固定贸易链条。这不仅推动了印度与东南亚、中亚的经济联系,更改变了印度的经济结构,使其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贸易经济转型。
马匹贸易还是文化、技术与宗教传播的媒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亚,再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的命名,就源于驮载佛经的贵霜马匹。马球、赛马等马术活动,也从草原地区传入中原、波斯等地。唐朝宫廷的马球场,墙壁装饰着华丽的绸缎,地面用鸡蛋和沙子混合涂抹,尽显奢华。唐朝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马匹的雄美姿态,唐玄宗更是亲自训练马匹跳舞,将人马互动推向了艺术的高度。
19世纪以后,随着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马匹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不过,从史前时期的狩猎对象,到游牧民族的共生伙伴,从帝国争霸的战略利器,到跨文明交流的纽带,马匹始终陪伴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之路中。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认为,马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一种动物本身,成为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理解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关键密码。回望这段人马相伴的历史,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动物与自然相互成就、共同前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