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杨斌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552页，98.00元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是一本关乎故乡的写作。品读是著的题记，其实能感到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绪。据作者杨斌自述，其人十三岁时即少年离家，尔后一路走到京城，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看到了家乡以外的世界。自此，杨斌的人生好似按下了加速键，先是负笈西渡、在大西洋边的波士顿求学数载，又先后在新加坡、澳门、香港感受了二十年有余的南洋味道。有人说，故乡是属于游子的。因为只有在远方的映衬下，才能凸显故乡炊烟暖阳的美好，也只有因为故乡的存在，游子才必须还乡。但对于离乡四十载的杨斌而言，他真的回得去他的故乡吗？年少时家门口黑黝黝的乌龙山，恐怕如今已是另一副模样了；外婆口中“建德县严州府，吃了早饭再洗脸”的反语，大概也只得停留在久远的记忆当中。但纵然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即使物是人非、鬓毛已衰，乡音难改的杨斌还是找到了一条回到故乡的方式：那就是通过书写属于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的历史。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同时是一本不容易阅读的、但是充满个人色彩而因之灵动的写作。一方面，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名、地名、数目字的考证，充满了严州府、建德县甚至作者家乡乾潭的地理、人事、物产、环境细节，有时会让读者难以跟上跳跃的叙述节奏或明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另一方面，是著亦因浓郁的个人色彩而常常显得相当活泼。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非常“杨斌”的地方——比如落难返乡的琉球漂流民和鄂多立克的所闻所记便凸显了作者对跨区域联动一如既往的兴趣，而在考察杨太后越南成神相关史事时，读者也不难读出作者在考订澳门哪吒庙传说时的那般兴奋。更不必提及作者的家史书写，通过爬梳数代先祖的身份、年代、事迹，杨斌以自家先辈为例，尝试呈现百年之间芸芸众生的人物群像，借着叙写他们的生老病死，深描了普通山乡百姓艰难辛苦却坚韧忍耐的一生。历史学家往往被要求客观理性地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少有的人情味常常都被挤在著述的后记中——而反观《江南以南》，则恰恰是缘于作者与书写客体的特殊关联，显现出他著不太常见的温度与情怀，亦因之能够引起读者的理解与共情。

杨斌接受《上海书评》采访，谈论了“江南以南的严州与地方史书写新范式”，而本文的标题则是“地方历史的写法”——为何笔者不用“地方史”而取“地方历史”的表述呢？这一字之差，实出于笔者对于概念较为狭隘的定义和使用方式。质言之，笔者眼中的“地方史”概念，有其具体的史学史来源，尤其与西方汉学、日本汉学发展过程中对于地方社会的关注有关。就前者言，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曾发表题为“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的名篇，从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精英阶层的出现、具有地方意识和本地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形塑等几个维度，强调了“地方史”视角对于理解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此语境中反思了宋以降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调适。这篇文章，一般被译作《地方史的兴起》，其刷新范式的野心自不待言；就后者论，森正夫、岸本美绪、上田信、檀上宽等学者先后提出需将国家框架相对化，并通过聚焦共同体、重新审视乡绅群体来修正以阶级作为抓手解释明清中国社会的逻辑，并由此引出了日本学界通过叛乱、宗族、移民、信仰等维度深化对历史中国地域社会的认知。西洋、东洋对于地方社会的强调与重视掀起了不小的史学思潮，一定程度上刺激并导致了今日中国地方史研究的热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三十余年前从大湾区发轫并逐步蔚为大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亦功不可没）。

相较而言，所谓“地方历史”的书写则因为没有“地方史”那种学术研究脉络层面的负担，可以在外延相对模糊、不必强求问题意识的宽松环境下进行得更为松弛一些。《江南以南》便是这样风格的一部作品：全书不见学术八股的紧张和规训感，而是兴之所至便信手拈来。这样的写法有时可能显得过于琐细，更多时候则能够让人拍案击节，并在轻松的叙述中牵引出读者的学术思考：笔者构思本文的初衷便缘于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片段式随想，并最终落实在“地方历史”到底应该怎样书写的话题上。

要想简单地概括《江南以南》的内容实在不太容易，因为作者并未采用所谓“地方历史”的一般写法。在一个铺陈历史舞台的、对于严州地理环境进行大致描摹的章节以后，作者虽然循着时间进行叙述，但基本只选取了不同历史时段中让作者“心思一动”的话题。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面对采访人关于是书并未覆盖某些议题的发问，杨斌给出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即写作者“就像厨师做菜，一桌盛宴，十个菜八个菜足矣，其中有两三个是饭店大厨的拿手菜，这已经很不错了”，因之不必面面俱到。笔者以为，这样的态度恰好指向了对“地方历史”写作的一个提示，即不应将地方的历史写成王朝史的翻版、中国历史的地方版。关乎王侯将相的主流历史叙事具有无远弗届的统摄力，容易在潜意识里灌注一个所谓的“文化大传统”，并进而催促人们将“地方历史”表述成全国通史的区域版本——用作者的话说，这便是“大致先述其行政设置与变迁，再述及经济文化人口”，将地方史的书写放置在王朝—民族国家的大框架下进行。当然，也并非所有地方历史的讲述都是王朝兴衰的扁平注脚，不少地方的确亦在发掘区域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并进而将之概括为“某地精神”，并呼吁提出“某地学”来进行研究云云——但笔者认为，类似主张往往难逃本质主义的窠臼，亦即任何“例外论”的提出，都先天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因之容易落入“地方沙文主义”的陷阱。如何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并置之下讲好真正属于地方的、却又有宏大观照的故事，确非易事。

杨斌显然不满足于地方历史的旧有写法，而笔者通观《江南以南》，认为除却写法以外，是书至少还在时间、空间和主题上，能够为日后的地方历史写作提供参照，或至少激发灵感。

在时间层面，《江南以南》给“地方历史”的书写做出了三点重要的提示。首先，是书告诉我们，在大历史的脉搏声中，每一个“地方”都存有独属于区域的历史律动。换言之，王朝的兴衰起伏并不会完全同步在“地方”的历史节奏中：如果说王朝发展的逻辑是历史交响曲的主旋律的话，那么地方的演进则是这首交响曲的复调——甚至会独奏于主旋律暂时静止之时。比如四川地区，不就是“不与天下府州同”吗？再以严州为例，有时候，地方的兴衰是与王朝国家的命运共进退的——且看书中颇占篇幅的宋代严州相关史事，无论是人口规模之巨、皇室成员的地方渊源，还是地方基建的快速发展、文人雅士的踏足咏叹，“临安时代”对于严州地方社会的全面抬升皆有目共睹；但亦有时候，国家的发展会以地方的损失为代价，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被牺牲的局部”。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修快建中，因为新安江水电站和富春江水电站的落成，古严州域内的两个县域直接消失，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重整，使得地方秩序经受大创。如何在央地关系的复杂变动过程中书写地方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清代道光年间严州府暨建德县地图

其次，通观现行的“地方历史”书写，不难留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相关作品对近现代史的敬而远之。这或许有两重原因，其一是中国历史研究和叙述中往往存在着的“朝代鄙视链”——即越晚近的时代，被认为越缺乏历史感，相关的研究似乎便显得不够厚重；其二，这自然也与书写者的主观抉择有关，毕竟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地方历史，敏感话题仍多，相关史事所涉人物或仍在世，那么就更不便、以及无法拉开应有的距离去进行历史审视和价值判断了。但《江南以南》则在这方面让人耳目一新——这归功于杨斌独到的处理方式——亦即通过书写作者自己的家史，以点带面且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数十年间一个普通家庭的变故与发展、汗水与血泪。余生也晚，可能无法全面而切身地体会到作者所叙时代洪流给每一个亲历者身心留下的印记。但与杨斌年纪相仿、或者那些生活在浙皖赣山乡的人们，一定能够从杨氏先辈的身上看到、想到太多熟悉的声音和身影。

《江南以南》对时间线索的第三重值得留意的处理，在于对“衰败”的直面和重视。我们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是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这样的心态落实于历史的书写和研究，便是对盛世的歌颂和大书特书，而对历史“下坡路”尽可能避而不谈。但杨斌没有刻意略去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黯淡的时刻，而是予以反思性的关注——这样的写法，其实是能够增加作品的历史厚度的。如“临安时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严州，在杨斌看来，便处在这样的落寞状态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发展态势或许才是属于严州历史脉络的“常态”，而南宋时代赐予严州的种种机遇，则是地方发展的“变态”。进而论之，有时候，反而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历史时刻，更能够成为我们深化认知地方历史的切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文欣便在进行一项关注“后汉唐时期”西安历史的研究。汉唐之间的西安无疑处于学术聚光灯下，那么卸去盛唐光辉以后的西安又是如何经历从帝都向省城的过渡阶段的呢？这样的历史进程对于地方人士集体心性的形塑，当然应该去深究。与此同时，衰落的历史又不仅仅会营造“废都”感，甚或可能促成“时局不幸诗家幸”的“跷跷板”效应：且看被隋军“平荡耕垦”的六朝建康城，便以断壁残垣之姿，成为了大唐诗人们“金陵怀古”的起兴之所，为南京地方历史、甚或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

在空间层面，《江南以南》重申了“地方”的价值，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挑战了国家视野下的“均质化”，或者说提醒了我们去认知“地方”的多元性。即以“江南”为例，论者有谓“江南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说不清的模糊。气象学家说江南是梅雨，地理学家说江南是丘陵，语言学家说江南是方言，历史学家说江南是沿革，经济学家说江南是财赋”，而即便是历史学家眼中作为行政区划沿革而论的“江南”，也存在多种定义的尺幅：狭义的“江南”，指涉明清时期以太湖为中心的“苏松常嘉湖”五府政区，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稍广一些，则有杨斌在本书中取用的“江南”概念，即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镇江、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七府，并以杭州和镇江作为南界、西界。再广一些，则有李师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根据地理层面的完整性及区域内部的协同性而在杨斌定义之外另加上了江宁府和太仓州——这所谓的“八府一州”，可以说代表了史学界对于中观层面的“江南”的一般认识。

不论取何种维度的“江南”而论，严州都是名副其实的“江南以南”，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笔者此处想要生发之处在于，从跨区域互动的角度而言，江南之“外缘”与所谓的“江南本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且如何发生关系呢？以严州为例，《江南以南》中谈到严州地方以山林经济为主，因之为杭州提供了大量的柴与炭——这与徽州的功能颇为类似——笔者关注南京历史，史料中即能见到不少徽州商人利用长江水道运送木材、并堆积在南京江边三山门外的记载。但同样是靠山吃山、穷则思变，为何严州府的商人便没有像徽商一般闯出一片天地呢？这个问题自非三言两语可以回答，而笔者设问的目的则是，对于地方历史的写作而言，一定程度上的比较视野或许能够让相关书写“本自地方”又“超越地方”。不论是何种尺度下定义的“江南”，内部自非铁板一块，而是不同部分发挥着不同功能。以此，江南与外部世界产生链接的模式亦一定是多元的：或通过军政往来、或通过经贸互动、或通过文化交流。如果可以并置江南以南、江南以西、江南以北的不同“地方”个案，关注它们与“江南”发生关系的方式，无疑可以深化时人对于江南世界以及更为广大的时空的认知。

从空间维度思考“地方历史”写作的另一种考量，在于如何定义空间范畴下的“地方”。在美国明史研究杂志《明代研究》（Ming Studies）上，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杜永涛曾围绕1577年的徽州丝绢案——没错，就是马伯庸小说《显微镜下的大明》及同题电视剧所聚焦的那桩离奇案件——来讨论了究竟何为“地方”。面对着北美中国史学界的“地方转向”（localist turn），杜永涛问道，学界中人在讨论的“地方”（local）究竟对应着多大的空间？是省级政区、府级政区、县级政区还是大过一省的区域或小过一县的乡村共同体呢？杜永涛利用了丝绢案中徽州府下辖诸县因为利益所致的合纵连横，点出了英文学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所谓“地方”的始终定义不明，颇有见地。《江南以南》在这方面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是书标题中仍以“严州府”作为关注对象，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杨斌的叙述则灵活地游走在严州府、建德县、乾潭镇，甚至坌柏村这数个层级的“地方”之间——这提醒我们，地方历史的写作完全可以在合适的范畴之中进行聚焦尺幅的赢缩，而不必像很多作品那样，固守于针对某一个城市的政治、经贸、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勉力而牵强的面面俱到。与此同时，《江南以南》在空间层面对地方历史书写进行的更大突破，在于敢于将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地方放置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检审。这自然得益于作者本人十足的功力，却也的确缘于对新颖视角的笃信与坚持。不论是飘荡南洋的杨氏女神、走过路过的南欧传教士抑或是并行偶遇的琉球和英国使团，相关章节都展现了深处浙西腹地的严州与全球脉动的奇妙相遇。中国的诸多“地方”历史和全球视野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蕴藉了“地方历史”让人憧憬的无限可能。

在主题上，《江南以南》也为地方历史的书写贡献了新鲜的刺激。首先，是著提醒我们年鉴学派的“总体史”（histoire totale）方法论颇值得留意。作者自己便说，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塑造和影响，是他书写严州时始终未曾偏离的一个抓手。确实，不论是严州的山林经济、交通区位，百姓的日常生计甚至性格习俗，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因于地理条件和生态样貌无形中的形塑。地方历史的写作者，便应该勠力从在地水土里找到养育一方百姓集体心性（collective mentality）的地域密码。其次，杨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来书写地方的。而他笔下的“人”更是复数，因为他不仅仅关注了帝王将相这些一般认为的大写的“人”，更倾心瞩目边缘人、小人物，给以寡妇、贰臣、漂流民、传教士足够的篇幅，并通过呈现这些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绵密肌理，将地方历史的人事细节娓娓道来。进而言之，《江南以南》不局限于对人物的书写、不被重要历史事件左右叙事的丰寡程度，包括人文胜景和交通基建的诸类“景观”（landscape）亦获得了作者足够的关注，并通过讲述景观内涵的历时性嬗变、交通基建背后所反映的权力结构而对地方历史进行更为立体化的书写。

建德思范坊

再次，杨斌致力于发现地方特色，而这种对地方独特性的发掘，又不是去概括某种“严州精神”，或高喊“严州学”的口号，而是回归到地方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严州扮演的真实历史角色及其重要性——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即落实于对严州之交通区位的深入探索。杨斌对此面向的写作，是通过聚焦桥与路来实现的。《江南以南》中有数个章节都围绕着桥和路展开，从宏观的角度而论，这当然指向了严州在更大时空中发挥的区域功能，即连接性。一方面，书名“江南以南”已然点出了严州与施坚雅所定义的江南“大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严州以山林经济为主，和浙江沿海及福建的社会经济特质差别极大，因之亦不完全从属于“闽浙”大区。在此语境中，严州便可以被认识为施坚雅所定义的宏观大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其通道属性因之浓重，影响了地方历史的演进模式，亦使得严州由此具备了更多的比较研究的潜力。

《江南以南》在主题上能够为地方历史写作提供的第四重借鉴，在于是书聚焦的对象——严州所蕴含的某种“不确定性”。试问，如果杨斌书写的客体是北京、上海、西安、南京这样的城市，那么某种被预设的，甚或已然具备正统性、合法性的叙述逻辑势必会对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角度产生束缚。但严州不会。笔者并未做足够的功课，但姑且揣测，想必关涉严州的地方演进，应当没有特别系统的通史性书写，相关研究的主题恐怕亦是零星散布。以此，杨斌面对的可以说是一张留白较多的画布，可以任由他手随心动地挥洒涂抹，写一写传说，谈一谈人物，说一说桥梁，思一思故人。相较而言，一部关乎南京地方历史的写作，可能就更容易遭到文学叙述“大传统”虹吸效应的影响。如叶兆言所著《南京传》，自然从文笔、主题、叙事、厚重程度等方面来说，皆属质量上乘之作，但笔者作为专研南京城市历史的学者，对于相关史事尚算熟稔，因之读来总觉得有点缺乏新鲜感。相较而言，反而是张新奇所著《南京传》因其突破性的讲述方式，而让作者眼前一亮，但观其豆瓣评价，似乎这样的叙述风格又难为大家所认可。不同样貌的地方传记孰优孰劣，这当然应该交由读者去评判，但笔者在这里想说的，则是地方历史的写作，不应该只有一种写法。且看深耕于南京城市史写作的另一位作者薛冰，不就已然在八十高龄时尚在尝试城市故事的不同书写可能吗？薛冰十年前的《南京城市史》，仍取用的是中规中矩的历时性叙述，而其去年所出版的《烟水气与帝王州》，在笔者看来，则笔法更为轻巧，话题亦更灵动，与《江南以南》表现出类似的审美趣味。而这样的写法甚至让笔者联想到了关乎南京地方史的两部重要文献——《客座赘语》和《白下琐言》。这两部作品一明一清，皆是笔记性质的地方轶事集萃，但因文体的缘故而不拘一格，可以信马由缰、任性收录，虽然存在看起来驳杂散漫的危险，但是却呈现了地方历史的多元和有趣。

行文至此，篇幅已备，不妨略作收束。本文为杨斌教授大作《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的阅后随想，起初不过是零散的看法，为求成文系统，略作归纳，从写法、时间、空间、主题方面稍作引申，谈一谈笔者对“地方历史”如何书写的看法。今日中国千城一面给人造成的疲惫感，想必读者多能共鸣。当江南水乡和西南古镇里贩卖的竟然是同款奶茶时，我们不禁会对“多元”的世界产生更迫切的向往。而地方历史的千姿百态，或许是给当代中国无数个“地方”提供多样性的最直接也最易得的思想资源。“地方历史”写作需要不同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能在中国叙事里看到很多个“地方”，更在很多个“地方”的历史和现实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胡箫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