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 和谐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基于对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科学把握，提出了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长期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深入把握“阶梯式递进”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对于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阶梯式递进：现代化普遍规律与中国特色的深刻凝结
“阶梯式递进”首先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辩证法。任何宏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目标的实现，都非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渐进过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关系的调整完善、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乃至文明形态的演进，都遵循着这种阶梯式上升的轨迹。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既要树立远大理想，又要具备将长远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阶段性任务的能力。
将这一普遍规律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发展实践中，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基础之上，面临着后发追赶与独立探索的双重任务。这一基本国情和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科学的战略规划，将其转化为一连串可预期、可操作、可评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优势之一，正在于能够进行长远战略谋划，并以强大的组织执行力将其转化为现实行动。从奠定国家工业化和安全基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引领改革开放、聚焦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三步走”战略，再到新时代清晰擘画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呈现出一幅前后相继、层层递进的宏伟画卷。每一个战略阶段的提出，都建立在对前一阶段成就和经验的深刻总结之上，同时又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更具时代内涵和更高标准的发展要求。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与“与时俱进谋新篇”的有机结合，确保了国家发展航向的稳定性和战略步骤的连续性，避免了因目标过高而陷入空想冒进，或因缺乏远见而停滞不前，从而成功引导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平稳有序地穿越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险滩和关口。
尤为关键的是，阶梯式递进并非仅仅是经济总量或技术指标的机械攀升，它深刻蕴含着发展主题的转换与升华。当“解决温饱”“总体小康”的历史任务完成后，发展的主题便自然地，也必然地转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当这一目标胜利实现，中国迈上新发展阶段的历史平台时，“共同富裕”就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主题。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从注重发展规模速度，转向了更加注重发展的公平正义和整体协调；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了致力于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一主题的转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逐步彰显，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是现代化阶梯螺旋式上升的逻辑体现。它意味着，更高的阶梯承载着更全面的发展诉求和更深刻的价值追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共进的更高层次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化内涵的更深层展现。
新发展阶段的新阶梯：系统观念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共生
新发展阶段的“阶梯式递进”，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崭新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于必须遵循和运用系统观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践路径，实现了从重点突破、积累式发展到注重整体协同、内涵式跃升的深刻转变。系统观念提供了攀登更高阶梯的科学方法论，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攀登行动的明确标准与核心目标，二者内在统一，共同构成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逻辑的关键。
系统观念之所以成为新发展阶段阶梯式递进的基石性方法，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本身的复杂性与整体关联性。新发展阶段所要推动的现代化，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系统性深刻变革。这些领域并非彼此孤立的平行线，而是相互嵌入、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发展为其他领域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但其可持续性又依赖于科技创新、教育人才、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支撑；政治建设引领和保障发展方向，又必须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适应；文化繁荣赋予发展以精神动力，其本身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表征；社会和谐是发展的前提和目标，需要各领域政策协同来塑造；生态文明则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短板、失调或变革滞后，都可能放大负面效应，构成制约整体发展高度和稳定性的瓶颈。因此，新阶段的攀登，绝不能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或若干指标的线性增长，而必须是在多目标、多约束条件下寻求系统最优解的协同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落实，使各项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在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避免“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这种系统性，是新发展阶段区别于以往阶段的一个根本性的阶梯特征，其攀登的难度不仅在于垂直高度的增加，更在于必须在错综复杂的关联网络中保持动态平衡与协同前进。
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这一系统性攀登确立了评判标准。如果说系统观念解决了“如何科学攀登”的方法论问题，那么高质量发展则精准回答了“攀登追求什么”的目标性问题。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它的内涵丰富而深刻，首先直接体现为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增长动力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更加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数量维度的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要求将经济发展成果更为有效、公平地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体现在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上，从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它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协同，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还要求发展本身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安全性，能够有效保障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安全，抵御各类风险冲击。因此，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将其确立为在新发展阶段的阶梯式递进的“首要任务”，意味着每一级台阶的构筑、每一次攀登的评估，都必须以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标尺来衡量。
阶梯式递进的动力系统：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协同驱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阶梯式递进”的历史进程，离不开持续而强劲的动力支撑。这一动力系统的核心构成，在于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的协同驱动。二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催化、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阶段攀登的动力生成机制。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更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与更为高阶的发展目标，这种协同驱动的深度、广度与复杂性也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我们必须坚持“立足自身”与“放眼全球”的辩证统一，通过制度型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度互动，破除束缚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塑造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新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要素。
深层次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发展阶梯的升高，早期改革中相对容易解决的“增量”问题已基本完成，触及利益调整和权力重构的“存量”问题、制约要素自由流动和潜能释放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些“硬骨头”和“深水区”问题，是阻碍发展质量跃升的主要堵点。深层次改革意味着必须敢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重点在于：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与知识产权，稳定社会预期。这些改革旨在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为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转型、共同富裕塑造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没有这种深层次的制度性重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难以真正落地。
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发展的外部条件，其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面向全球的制度改革与制度竞争。新发展阶段的高水平开放，正从过去以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为主的“流动型开放”，向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安排重塑国际秩序的“制度型开放”深度拓展。主动参与制定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以开放引领国内深层次改革、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关键战略路径。这一过程必然要求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体系、行业标准、营商环境适应全球化经贸活动，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国内体制机制变革，实质性地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数字经济治理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的协商对话过程中，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与深度均得以加速和深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内外联通、相互强化的双循环系统，高水平开放日益成为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阶梯式递进的价值指向：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阶梯式递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是一以贯之的，这是其根本价值导向所规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并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表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迈上了新阶梯。
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沿着正确价值轨道前行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为现代化进程确立价值坐标。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提出与实现，都深刻体现了党对人民期盼的回应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守。党的领导确保了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和路径选择时，现代化事业能够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偏离以人民福祉为核心、以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为指向的根本方向。党通过其强大的组织体系、动员能力和自我革命精神，将宏伟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全社会统一的行动意志，凝聚起攀登现代化阶梯的最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贯穿于阶梯式递进的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梯，其首要的和最终的评判标准，都是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民生是否得到了改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了彰显、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得到了促进。从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到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再到在新发展阶段将推动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清晰地表明了发展成果共享范围的持续扩大和共享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逻辑内嵌于现代化进程的做法，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个台阶都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群众基础之上，从而赋予了整个阶梯式递进进程深厚的人民性、正义性与可持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共同难题提供智慧。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不断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并以其成功实践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这条道路所蕴含的独立自主、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与实践，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固有逻辑，蕴含着一种新的共同体逻辑。这就将民族的复兴与人类的进步统一了起来，让我们得以从更恢宏的人类文明视野观察“阶梯式递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的深远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正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