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辉（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明传承的载体、国家统一的基石。语言治理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连续性以及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基础工程”的语言治理举措，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传承。

1.秦朝“书同文”

　　秦朝的“书同文”政策，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规划性的文字统一行动，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与传承奠定了基础。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战国时期列国割据，文字异形。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后，面临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求，因此，“书同文”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一步。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以秦国的小篆为标准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的异体字，并颁布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作为全国文字的范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举措，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文字规范化，更是国家顶层规划语言文字的首次大规模实践。

　　“书同文”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极大地便利了中央政府的政令传达和国家治理，强化了国家对广大疆域的有效统治。其次，它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共享相同的文献、思想和文化，促进了各地文化的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再次，它使历史文献得以有效记录和保存，为后世研究和传承中华文明提供了可靠载体。最后，小篆的统一为汉字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字字体的演变都建立在统一的文字规范之上。秦朝的这一举措，为以后历朝历代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在统一的文字体系下发展和传承。

2.汉代经学与字书编纂

　　汉代在秦朝文字统一的基础上，将语言治理推向了更深层次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这主要得益于经学的兴盛和字书的编纂。

　　汉武帝时期，儒家经典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来源。为了理解和阐释这些经典，官方设立了“五经博士”，鼓励学者对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研究，以确保经典的准确传达和理解，从而促动了对文字形、音、义的深入探讨和“正字”“正音”等规范化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东汉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成为中国语言治理史上的里程碑。这部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的著作，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字学（或称“小学”）的研究范式，成为后世字书编纂和文字研究的典范。它为汉字的形、音、义提供了权威依据，极大推动了汉字的标准化进程，使得汉字体系更加稳定和成熟。

　　经学和字书编纂的兴盛，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提升到理论和学术层面，使文字的统一不再仅仅是行政命令，更成为一种内化的文化自觉和学术传统，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文化自信增强的体现。汉代建立的文字学传统，使得汉字保持了稳定性和传承性，对后世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3.隋唐科举制度与官话形成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官话的形成，为语言文字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促进了文化传播与社会流动。

　　隋朝开创、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要求考生熟读经典，并以规范的文体和语言进行答卷。这使得掌握一套标准化的“书面语”和“口语”成为士人入仕的必备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会聚京城，一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具有官方色彩的“官话”逐渐形成。这种官话不仅是朝廷议事、官员交流的语言，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的通用语。《切韵》及其后续的《唐韵》《广韵》等，则成为官方和知识界公认的“正音”字典。

　　隋唐科举制度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从纯粹的文化或行政层面，提升到了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层面，使得语言的统一与社会阶层流动紧密结合，通过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社会成员主动学习和使用标准语，从而使“官话”的形成和普及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趋势。

　　这种语言统一的制度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的官话和书面语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中央政令能够准确传达至地方，不同地域的文化精英能够无障碍地交流思想、传播知识，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科举制度中掌握标准语和规范书面语是应考和入仕的前提，使得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紧密挂钩，进一步推动了语言的标准化。隋唐形成的官话基础，为后世各朝代的官方语言和现代普通话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4.近现代汉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

　　进入近现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文化转型和国家建设的挑战，语言治理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和普通话推广，成为这一时期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文言文脱离口语、汉字笔画繁多，被认为是阻碍教育普及、思想启蒙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倡导“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降低了阅读和写作的门槛，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现代汉语书面语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扫盲和普及教育，于1956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推行简化字。汉字简化极大地提高了识字率，促进了教育普及和文化传播，也方便了印刷和信息处理，为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

　　与汉字简化并行的是普通话推广。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普通话在教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教学语言，是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普通话的推广，不仅是语言工具的统一，更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

　　近现代的语言治理，从“书同文”的静态统一，转向了“言文一致”和“语同音”的动态现代化。这一时期的语言治理，不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文化活动或行政指令，而是上升为一项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和国家战略，强调了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为数字时代的语言文字发展奠定了基石。

5.数字时代的数字中文建设

　　进入21世纪，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将中文推向一个全新的赛博空间，“数字中文”作为中文在信息时代的全新形态，其建设已成为一项关乎国家文化实力与未来信息主权的“基础工程”。这也要求治理理念从传统的“规范化”向数字生态的“赋能化”与“适应性”深刻转型。

　　数字中文建设的核心，在于解决中文在数字环境中的“高效生成、精准理解与无障碍流通”等问题。这不仅是传统语言文字工作的延伸，更是一场涉及编码标准、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系统性革命。其挑战显而易见：网络语言的碎片化、随意性冲击着传统语言规范；但也蕴藏重大机遇：通过大规模语料库建设、人工智能训练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能够为中文注入强大的数字活力。

　　未来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驱动、人机协同的智能语言生态系统，提升中文在数字世界的创造力与表现力。这项工程的目标是确保中文不仅是承载悠久历史的文明载体，更能成为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在全球数字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语言。这将是继“书同文”之后，在数字维度上为中华文明延续与拓展所进行的又一次奠基。

　　回顾中国历史上关于语言治理的几项基础工程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强大推动力，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深远考量，以及与时代发展脉搏的紧密契合。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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