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中，“摩登女郎”足够亮眼吸睛且富争议性，惹人频频回顾：似乎老生常谈，总难挡活色生香；屡屡面熟又细节常新，陡然陌生，但问今夕何夕。这里的“摩登”观念生成于跨语际、跨文化的网链里，“女郎”是它闪烁未定的在地肉身，某种程度上，“摩登女郎”代表着现代生活的可见度、可能性与潜在危险；其各色形象与附属被印刷资本主义迅速捕捉和再三转手，充塞了舆论场，乃至成为风暴中心。1935年，林语堂发觉摩登女子“成为众矢之的”，写下《摩登女子辩》（《论语》1935年第67期），力驳对她们“打扮妖媚”“虚荣薄幸”“挖金女郎”的道德指摘，点出这背后的男性欲望与偏见；更早些时候，鲁迅已在散文《夜颂》（《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10日，署名“游光”）里，描摹出不同于习见的“领受夜所给与的恩惠”的摩登女郎，“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灯光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对于被围困在个人外表技艺和现代大众传媒之中的摩登女郎来说，那喻指着历史真实的“一点油汗”是对她的释放与维护。
《良友画报》130期封面上的郑苹如（1937年7月）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董玥教授的《谁惧怕摩登女郎？》（王卓异译，收入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视角独到、尤具深度的“摩登女子辩”。文章以有力的标题开启叩问，考察与勾画出在1920至1930年代摩登女郎的媒体呈现中男性视角之主导地位，并聚焦“浅薄”——这是包括启蒙主义者、左翼革命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同派别的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各路人等对摩登女郎的共同诟病，探讨它作为批评焦点在历史层面与史学层面的影响；更值得一说，亦是将研究推深一步的，是作者所点明的摩登女郎之“难辨”与“演变”。摩登女郎扮相可以被各阶层女性广泛采用，这带来了一种新的都市匿名性，模糊了阶级与地位的界限，催生了社会焦虑；精英阶层的媒体叙事凸显这种“难辨”并试图拯救，以捍卫自身对现代性独有的特权；而从日常现代性的角度、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考察摩登女郎，作者不但看到乡下女子、工厂厂花可以经由消费与装扮成为摩登女郎，由此具备阶级跨越的可能，还注意到寻求好姻缘才是当时摩登女郎的主流期待，当她们走入婚姻，其消费主义外表下的活力与新变将从内部削弱父权家庭，带出两性关系的调整与渐变。
文集《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
这篇文章令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的视野与洞见，体现于对“辨”与“变”的把握上；同时，“摩登女郎”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亦在追问与探索中被激发呈现：它能够勾连与涉入一系列不同类型与层面的张力关系，诸如真实与再现、表与里、显与隐、中与西、古与今等，让研究者在枝蔓交错中可藉“她”挑开一角，透视历史。后来我才知道，这篇对中国摩登女郎的研究出自2000年前后开启的一项名为“全球摩登女郎”的研究计划：摩登女郎被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更确切地说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动荡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出现的现象予以关注；在这时空背景板的扩展与纵深中，全球商品和文化流通如何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地点塑造现代女性特质成为研究者们的核心关切。该计划的研究团队名为“全球摩登女郎研究小组”（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成员包括白露（Tani E. Barlow）、董玥（Madeleine Yue）、乌塔·宝格（Uta G. Poiger）、普莉提·拉玛牧提（Priti Ramamurthy）、琳在内的六位从事历史、英语文学与女性研究的女性学者，她们当时共事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2005年，该研究小组发表了她们的研究框架与初步发现（“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A Research Agenda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 Gender and History, Vol.17, No.2, August 2005），2008年，她们将成果结集成书（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2008年出版的英文文集《世界各地的摩登女郎：消费、现代性与全球化》
2025年出版的《摩登女郎：消费、现代性与全球化（1920至1930年代）》
2025年该书的中译本《摩登女郎：消费、现代性与全球化（1920至1930年代）》（剑歌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面世，不可谓不是姗姗来迟。全球化热潮降温，隔着时间的走廊，新世纪之初的学术热词倒有了得以澄清与反思的空间；而本书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开放对话格局以及扎实的微观历史研究仍值得被看到，诸多论见亦当下犹新。不同于英文版封面上执烟沉思的女性学者侧影，中文版封面上“摩登女郎”的四个花体大字格外醒目——“modern girl”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名称，这四字中文翻译本身即带出了全书所聚焦的文化政治实践；编著者未循旧例附上具体成员姓名，只署为“全球摩登女郎研究小组”，也似更突出该研究的整体性与方法论意义。
一
全书共十七章，前十四章是研究小组成果。第一、二章由“全球摩登女郎研究小组”共同撰写，首章概述她们的研究构想与方法，介绍贯穿全书的六个主题词：现代性、女郎、视觉经济、民族主义、商品和消费；第二章则是小组集体完成的个案研究，将前述方法论运用在对化妆品广告的研究上。
她们的研究，简言之，摩登女郎是对象，也是方法。书中首先被廓清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摩登女郎”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真实的，是“那些结合世界各地元素、创造和演示新的外表形象与多样主体性的历史推动者”，二是这些新形象与主体性的媒介再现。其次，得到申明的，是“摩登女郎”作为研究对象的“天赋”特质——“多向互引”（multidirectional citation），即研究小组所宣告的：“我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任何地缘政治地点，摩登女郎与其他类型的女性人物及其媒介再现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她不断将本土元素和他方元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种结合称为多向互引”——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多向互引的内在过程是不对等和不均衡的。鲜明的视觉形象与多向互引的生成法则让“摩登女郎”成为研究者进入历史的上好抓手或曰探索性手段——如何把握对象即是如何展开研究，研究小组藉此提出“启发式的研究方法”（heuristic device）与“关联性比较法”（connective comparison）。“启发”意指没有先验之见，火花与发现将在研究者循迹追踪的过程中不期而至；研究小组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形式更将诸种“关联”在相互对话中激活，“很多以前被认为是地方性的事物其实是通过复杂的全球互动形成的，关联性比较法突显了事物起初混沌的形成方式”，“关联”铺陈出横向共时的现代性时间，她们研究愿景中“去西方中心”的初衷亦随之显豁。
左图：在面向中国精英阶层的《良友》杂志（1937）刊登的“窝多露”（Odorono）狐臭水广告。该产品由一家美国公司在全球特许经营。右图：在德国杂志《莱比锡画报》（ Leipziger Illustrirte Zeitung，1928）刊登的“窝多露”狐臭水广告。广告画突出了女郎抽象的面部特征和裸露在外的肌肤。
左图：英国跨国公司巴勒斯与威康（Burroughs Wellcome）在《印度时报》（ Times of India，1940）刊登的面霜广告。图中是一位梳着短发、露出臂膀的印度摩登女郎。右图：一则在《良友》（1940）刊登的广告，显示一位中国消费者正往身上涂着“百雀香粉”。
流行于中国（1926）、印度（1926）、美国（1931）以及其他地点的美国必素定牙膏广告，声称可以去除牙齿的“污暗”表层。
此外，有关研究对象的两个区分值得补叙，它们再次彰显研究小组对生成“启发”与“关联”的“混沌”历史现场之珍视。在她们看来，“女郎”（girl）较“女性”（woman）更为棘手——作为刚脱离孩童时代的年轻女性，“她们自身带有争议性的社会地位，和异性爱、婚姻以及母亲身份这些社会规范之间是不稳定,甚至颠覆性关系”，因而，在用词上锁定“女郎”想要锁定的其实是该对象所具有的历史活力,乃至对社会既有框架的颠覆潜力；至于摩登女郎和所谓“新女性”（new woman）的区分，研究小组主张对之复杂化模糊化以打破固有认知与思考局限，指出二者皆在当时流行的“女性表演和奇观”（female performance and spectacle）中找到了各自的政治抱负。
第三至十四章是包括该研究小组六位成员在内的十二位学者所做的个案研究，分别考察了美国、法国、南非、印度、苏联、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的摩登女郎状况，尽力展呈跨越亚非欧美大陆的全球关联图景。对中国读者来说，“摩登女郎”这个导游将我们领进可以预见但仍待深入的关于商品、性别和国族等的讨论，也带我们触碰那些可能未有足够敏感与经验的具体种族处境、身份政治斗争等话题。种族议题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以普世面目出现的摩登女郎式审美，总是或明或暗地筑基于种族等级秩序；包括研究小组集体撰写的第二章在内，摩登女郎作为种族化范畴的多重面相在多个章节中得到揭示。大卫瑞恩·鲍德温（Davarian L. Baldwin）讲述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黑人运动（New Negro）的一部分，黑人美容文化是黑人女性进入现代生活的重要支持与渠道，美容产业切实地让劳动妇女参与到政治阵营，并对白人与黑人共有的男性主流价值观构成了抵抗，他重点剖析了这过程中“美容修养师”（beauty culturists）C. J. 沃克夫人对现代黑人女性形象重塑再造的卓著作用（第三章）。琳·托马斯（Lynn M. Thomas）的研究依旧围绕黑人女性的自我装扮问题，但关注地点移至非洲，具体考察对象落在南非黑人报纸《班图世界》关于“种族体面性”（racial respectability）的讨论上。体面性是高度可塑的意识形态，在被种族主义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坚持被正面认可的诉求与努力即为“种族体面性”，而这其中“外表”至关重要（第五章），于是，书中第三章聚焦的美国黑人美容产品来到了第五章所打开的南非世界，并在媒体上引发男性作者们关于皮肤增白剂的辩论。两章并举，我们可以看到商品、信息与观念在大西洋两岸的流动，两位学者的不同研究更带出两岸语境的主导性别差异：不同于美国黑人女性在资本、话语和实践上的更多自主性，南非的摩登女郎仍处处受制于父权制正确性。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跨国流通勾连起不同的社会情境与文化脉络，在诸种互涉与碰撞中，研究小组所期待传达的“启发”“关联性比较”以及“多向互引”的方法论亦在在浮现，助力研究视野的拓展、交叉检视与别样观察。
1912年，沃克夫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家门前，坐在她的福特T形敞篷车驾驶座上。
“非洲小姐”选美比赛参赛照片显示，大部分肖像照的主体人物表情严肃，穿着保守朴素。《班图世界》，1932年。
二
名为“总结评论篇”的最后三章，是三位“摩登女郎”研究的资深学者的评议。他们梳理和肯定本书的学术贡献，也对研究中的大小问题提出商榷，他们的追问延续着所谓“启发式的研究方法”，构成了全书的开放式总结。围绕着研究小组所提出的一系列“摩登女郎”方法论——譬如她们在第二章结尾处用刻意的斩截语气表明“在揭示全球经济和文化进程的复杂性上，摩登女郎的角色在二十世纪的各种人物中是无可比拟的”，凯西·派斯（Kathy Peiss）和米丽亚姆·斯芙伯格（Miriam Silverberg）做出了一些犀利批评。尽管研究小组开章就声明摩登女郎有“真实”与“再现”两个层面，不过真实个体与媒介再现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仍未得到足够的历史化检视，派斯认可本书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它将摩登女郎置于紧张政治局势、殖民主义斗争、种族冲突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但同时感到作为被用力呈现为“全球经济和文化进程复杂性”的代表，摩登女郎平凡日常的面向被遮蔽了（第十五章）；她所说的“平凡日常”指向那些仍有待落实与细究的真实个体的主体能动性及其限度。
第一位出演印度电影的印度女性——佩珅·琥珀（Patience Cooper）的影楼摆拍照，她手臂抬起呈“Z”状，坐卧休息。
孟买妇女参加反殖民运动，在外国布料店外抗议的新闻照。
斯芙伯格的文章则对话性更为强烈且火花飞溅：她原本倾向于将摩登女郎作为一种文化建构、“一个多义项的符号”，该书的阅读促进了她的思考，“如今我的摩登女郎类别扩展了，她既是符号也是能动者”；然而，正是基于对能动性的辨析，她反对“摩登女郎”和“新女性”的混淆和互换，认为这二者共存又互异，前者的确有着“探索性的特质”，但惟有后者才是社会秩序的严肃威胁。斯芙伯格的回应，尤其是她认为摩登女郎符号会剥夺或瓦解新女性努力争取而来的权力，并尖锐诘问“还有什么比把女性叫成‘女郎’（girl）更削权的方式吗”（第十六章），这似乎在全书的终章又将思考推回了研究小组的起点设定，发人深思。不过，斯芙伯格是紧扣自身关于日本摩登女郎的具体研究来表明态度的，全球不同地点的境况不尽相同，而玛丽·路易斯·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就在该书中讲述了另一种新女性与摩登女郎的故事：在法国，新女性正是通过征用摩登女郎的“可视美学”，将自身塑造为独立现代与女性审美的合体，摆脱了其被刻板印象所禁锢的历史困境，“摩登女郎并非来自外界的空降之物，而是从新女性的法国式诠释中浮现出来的”（第四章）。
摄影师瓦勒立（Walery）拍摄的玛格丽特·杜朗肖像照。一句出自杜朗的名言：“女权主义要感谢我的金发。”
总之，读者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再四平八稳的对话实在是该书编排上的用心与出色之处，亦充分显示研究小组对其方法论的执着：通过差异化来呈现共性。她们在概念的扩张与收束之间、在相关的争辩与辨认之中，召唤更多更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加入，它们可以是依据，也可以是反证，可以是顺流而下的积累和总结，也可以是杀个回马枪的深入与新一轮探讨的开篇。
三
在整本书带来的“启发式”研究中，摩登女郎的“可视性”与“能动性”问题尤为突出与根本。摩登女郎在公共领域的高辨识度、标志性的视觉元素，成为深耕各自领域与地域的研究者们能够携手放眼全球，辨识不同阶层、族群、地域和文化之间联系的依凭与线索，再由此进一步探求全球摩登女郎之共性与本土特性，爬梳其具体地缘所面对的民族国家、殖民半殖民政权、种族、阶级和性别等问题的复杂网络。为了展示这至关重要的“可视性”，编著者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该书的阅读和观赏亦随之颇具感官之娱、玩味之趣，让读者的接受可表可里、可浅可深。
一位苏联摩登女郎自制的服装款式。由E. M. 纽曼拍摄，《看俄国》（ Seeing Russia），1928年。
我们对“可视性”的再勘，可参照派斯评议中的一个重要提醒：“摩登女郎出现的时间节点值得深究”（第十五章）。本书的作者们小心翼翼地将时间限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1920至1930年代，不单是要区别于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霸权时期，更对应着这一时期，包括资本、商品、人员与媒介讯息在内的社会流动性得到加强，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进一步发展普及，它们为视觉再现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研究小组所指出“出现在公共场域为公众所见，是摩登女郎的一个本质特点”，不过，当她们显现真身，与现代街道、电影院、舞场、咖啡厅、写字楼这些新兴都市空间相得益彰之时，仍不足以历史性地成为“摩登女郎”；只有她们呈现为某种风格、符号与表演的“可视性”与全球印刷资本主义相结合，予以再现、复制与传播，摩登女郎才真正诞生。换言之，“真实”的摩登女郎需要与“再现”的摩登女郎不断地互引互证，才彼此完成了作为视觉普遍性的存在，二者间难说孰先孰后。
鲁少飞绘：《先生……我就是来应考女职员的》。《时代漫画》第1期（1934年）。
对真实的摩登女郎来说，外表技艺（techniques of appearing）是她的必修课，授课者则常常是媒介传播中再现的摩登女郎——当然这背后图像之生产与诠释的世界由男性与资本力量所掌控；在该书多章探究的商品广告和大众文化之中，世界主义的全球产品为外表技艺提供了可能性，摩登女郎形象代表了一种充满矛盾的幻想：年轻女性可以通过消费来获得期待中的现代女性气质，从而超越固化的社会准则和规范。那些兼具身体性与表演性的“摩登女郎商品”成为了教育工具和自我技术，帮助年轻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越过种族政治或阶级政治，在早期性别化的全球化进程中被看到，自我认同为“现代人”。在接受消费是具有局限性和妥协性的自我解放方式的前提下，该书不吝于再三强调消费的解放性价值，这在蒂莫西·伯克（Timothy Burke）的评议中尤见直接与着力。他批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的经典配方里，往往是最受压迫和边缘化的主体才被定义为能动者，但在他看来，“摩登女郎通过商品、消费、时尚和表演在媒介再现和市场实践中的自我装扮，与那些‘真正的’选择相比，并不琐碎，也不低级”（第十七章），摩登女郎在对某种“视觉普遍性”的追求中跃身“现代”，并从中发现自己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自治与自由的新可能，通过消费选择来表达或实现。
张光宇绘：《当烫发成为时髦》。叶浅予编，《漫画大观》，1931年。漫画中两位女性的衣服显示她们来自低阶层社会。
在全书末尾的文字里，伯克写到，“不管摩登女郎出现在哪里，她身份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拥有去往资本主义市场的路径，而有的时候，这是她的自我定义中，唯一可以拥有的一些有意义的能动性”。事实上，如何理解与展开摩登女郎的“能动性”问题不仅是他最后的亮牌，也是我们前述另外两位评议者的要义所在——包括她们对该书不同程度的不满也都源于此；以及，就全书来说，这个问题也是贯穿始终的最早宣告之一：“我们小组发现了探索摩登女郎主动性的另一条路径，即放弃那种旗帜鲜明的，必须决定摩登女郎是被消费资本主义愚弄，还是积极抵抗之的研究倾向”(第一章)，她们对“女郎”的选择、对摩登女郎与新女性边界的模糊化处理，以及在诸多个案讨论中将摩登女郎与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勾连的努力等等，无不意在进一步打开“能动性”讨论之空间，从复杂而混沌的全球历史现场，打捞1920至1930年代摩登女郎的政治的与生命的能量，想象与感受那异地共时、此起彼伏的时代地火。
在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一书问世的2008年，米丽亚姆·斯芙伯格去世；该书题献给这位最重要的同领域先行者，正是她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摩登女郎的开拓性研究最早启发了“全球摩登女郎研究小组”。她将这本小组研究成果赞为“摩登女郎的壮游”（Grand Tour），并贡献了绝妙而意味深长的书评结尾：“现在是时候让摩登女郎回归了，回到她的起源之地。因为每一个摩登女郎最终都要从普世的幻想中退出来，回到自己的家。”（第十六章）这话在中译本出版的今天仍可用上。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宇平
